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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问题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但此事由来已久，甚为复杂。
如果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看，中国拒绝在巴黎和约的最后文本上签字，不仅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尊严，而且将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有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312正如福开森当年所描述的那样：“据美国人之感想，以威总统对于山东问题让步于日本，以期日本加入国际联盟，实属铸成大错。
现在群情忿慨，甚为反对。
欲图补救，惟有中国绝端拒绝签字之一法而已。
若拒绝签字，则较诸保留为尤善，且有助于中国之国际地位甚大也。”
“美国舆论及参议院对于巴黎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和约一事，深表赞同，情意恳至（挚）。”
313因此，中国政府拒绝签字是正确的选择。
中国政府代表团最后确实这样做了，这也确实是五四运动的巨大历史功绩。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在五四运动的巨大的革命洪流下，当时军阀政府不得不被迫向帝国主义进行交涉，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征祥等竟不敢签字和约。
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走上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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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下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全部交涉过程，我们便很容易发现北方政府虽然在是否签约上有过某些犹豫，但自始至终的主流见解差不多都是拒绝签约。
先看陆征祥等人于五四运动爆发前二日即5月2日引咎辞职书中的一段话，书中写道：“我国对德宣战，原冀列席和会。
乃此次和会办法，迥与历次公会不同，各国列席全权先即大分差等，我国仅得其二，抗议虚掷东流。
此祥之无状者一。
到会列席，原为提议商酌，冀有公道之主张，稍减利权之损失。
所有希望各案，尤以胶州为先，迭次陈述理由，各国多表同意，内有政府之决心，外有国民之后盾，乃力争数月之结果，终违当日之初衷。
此祥之无状者二。”
315很显然，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一开始的底牌就是要收回山东主权，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
对这一结果，代表团和北方政府当然负有责任，但毕竟国势太弱，“弱国无外交”
，无法争得在国际上的应有地位。
然而问题在于，既然代表团和北方政府的底牌是收回山东主权，何以称北方政府是卖国政府，何以因此又引起规模如此宏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如欲解释此一问题，愚以为只有从秩序与爱国的内在关联入手。
爱国是一个公民最起码的责任心，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那么他在中国这样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便难以生存。
作为中国的政治家，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卖国，最高的荣誉也就是看他能否在盖棺论定时获得爱国者的美谥。
对于国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他们可能有时对国内政治麻木不仁，但在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时候，我们的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便极容易唤起自己的良知。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聪明的政治家无不注意以爱国心调动青年的热情。
就连蒋介石虽然有意贬低五四运动的启蒙价值和文化意义，但他也不能不肯定五四运动中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316简言之，在不同的中国人那里，爱国的心态是完全不相同的。
青年的爱国**最容易被人挑拨，也最容易被人利用。
不过，这种挑拨与利用的外在条件，必定是秩序失范最严重的时候。
如果秩序处在最佳状态，政府可以对社会和青年进行有益的指导，社会公众和青年也比较容易以理性的态度利用自己的权力监督政府。
依此反观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我们看到中国的秩序是近代以来最坏的几个年头之一，不仅南北政府对峙而和谈不成，而各个政府内部利益集团也在进行无休止的明争暗斗。
如北方政府，“安福系所组成的新国会，于1918年9月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冯国璋遂下野。
安福系认为这次选举既能倒冯，又举一个毫无军权实力的北洋元老徐世昌来作傀儡，那末段祺瑞仍居有参战督办地位，无论是出面组阁与否，实际上操纵全部军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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