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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也没有走多远，当蔡锷愤而起兵，梁启超著文批判的时候，袁世凯已经面临众叛亲离的境遇，很快成为孤家寡人。
到了这个时候，段祺瑞和那些一度因政治理念无法认同帝制自为的老哥们重新聚在一起，帮助袁世凯，他们力图恢复秩序，沿着民主共和的轨道重新开始。
一生辉煌的袁世凯在最后时刻败走麦城，羞愤、愧恨、悔恨，终于一病不起一命呜呼。
段祺瑞作为袁世凯最重要的助手负责善后，他按照袁世凯的既定部署和当时实际情形，拥戴副总统黎元洪接替袁世凯继任，他自己负责实际上的行政事务，或者说掌握着实际的政治权力。
黎元洪与段祺瑞搭档有过一段时间的蜜月，府院之争其实还是后来的事情。
在他们合作的那段时间，民国政治克服袁世凯帝制自为带来的一些混乱，逐渐走上正轨。
在先前一直没有解决的中国是否应该参战这样重大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比较一致。
假如那时中国下决心走上参战的道路，对德绝交，对德宣战，那么山东问题不会成为后来的问题，“二十一条”
也就不会发生，中国参战理所当然从德国人手里接管山东权益，即便与日本还有交涉，也不会像后来那样尴尬那样严重。
然而，中国重演近代以来由“内争而外交”
的老故事。
南方革命党人由于要反对段祺瑞，反对中华民国政府，于是拉拢黎元洪反对参战，力主维持对德外交，眼看着日本军队出兵山东，从德国人手里接收权益。
所谓府院之争，其争执的实质就是对德外交，就是中国参战还是不参战。
百年之后回望这件事情，应该承认党派之争严重影响了中国外交，伤害了中国利益。
稍后，为调解纷争，黎元洪援引张勋入京，引发又一场帝制复辟。
段祺瑞马厂誓师，“再造共和”
，黎元洪出局，中华民国又一次回到正确轨道，很快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团，在最后时刻为中国赢得了参加巴黎和会的门票。
中国在最后时刻侥幸选择对了，巴黎和会赢得了门票为中国解决山东问题提供了一次机会和一种可能。
但是山东问题毕竟是因为中国不参战而日本人捷足先登，日本作为战胜国，当然也有权力维护自己从德国人手里弄来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原本属于中国。
这就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最大难题。
按照段祺瑞和中国政府的想法，历史既然这样阴差阳错地走过了，中国既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对德宣战，成为最利索的战胜国，那么中国就尊重现实一点一点来吧，相信正义、公理一定会站在中国一边。
中国代表团采取了务实主张，争取做到最好，最坏也不能破局，相信只要中国登上了世界舞台，总有办法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然而，又是内部纷争影响了外交，南方的革命党人为了推翻北方政府，刻意鼓吹民族主义，鼓吹外交破局，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代表团不签字。
因此纷争，就有了五四大游行，段祺瑞的中国政府遵从民意，只好让步。
五四运动前后对段祺瑞主导的政府应该说是最严峻的考验，但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还是在那几年逐步度过艰难险阻，逐步在内政外交上有了新的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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