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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子是着重于生产力去分析文化的进程。”
[30]陈安仁的《中国文化演进史观》也强调，一国的经济“与一国的文化进程，有密切的关系，重大的影响”
。
作者进而引德国学者的话说：“无论如何，唯物史论包含一个大真理，植物赖其所生地的肥料而生长，繁殖开发，同样道理，可知食物根源的扩张（如由农业），生产方法的进步（如因资本主义的制度），工艺上的文明（如铁路、省劳动的机器等），对于文化发达发生的影响，远胜于道德教训、宣讲书籍、艺术品、哲学系统。”
尽管经济并非影响文化发展的唯一因素，“但就一切社会学的现象看起来，经济唯是有大影响于文化发达的”
。
[31]固然，这些研究者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与把握，尚属粗浅，故其于文化史现象的分析一时也难以避免简单化的倾向。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尽管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终究属于发轫期，粗犷有余而精密不足。
20世纪30年代初，朱谦之著《文化哲学》一书，以为已有文化史研究的不足，在于普遍缺乏理论基础；与此同时，陈寅恪也指出，“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
：旧派“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
，失之在“滞”
；新派多留学生，喜欢照搬外国理论，其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
，失之在“诬”
。
[32]二者的批评有相通之处，颇能中其肯綮。
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如文学、艺术、史学、哲学等具体的部门文化史的研究还在继续外，文化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实陷于中断。
这主要是受“左”
的思潮影响，视文化史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渊薮而加以简单否定的结果。
中国文化史研究枯木逢春，其根本转机在20世纪70年代末。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后，国人得脱“左”
的羁辔，百业发舒。
与此相应，中国文化史研究与“文化热”
同时升温，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更似春潮勃发，迅速蔚为大观：报刊上就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展开长时间激烈的争论；文化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在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先后建立了起来；专门的学术团体、期刊出现了；国际国内的或地方的相关学术讨论会，每年都在举行；文化史不仅进入了高校的课堂，而且成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研究方向。
这场文化和文化史“热”
，其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仅见，以至于我们迄今都可以感受到它。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出版的著作为数十分可观。
冯天瑜等的《中华文化史》、阴法鲁等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刘蕙孙的《中国文化史稿》等，是有影响的通史性的著作；万绳楠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等，则是断代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
此外，有关区域文化史、专题文化史、少数民族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著作，为数最多，更不乏精品佳构。
此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无论从质量与数量上看，还是从涉及领域的广度与深度上看，均非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所能同日而语。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文化及文化史的研究之所以得以复苏乃至于勃兴，归根结底，是中国揭出了实现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和社会酝酿着转型的产物。
所谓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社会目标，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自身整个文化的现代化。
就中国而言，文化的现代化不应也不可能是全盘西化，它只能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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