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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宗族统治的大一统，用血缘等级保证政治等级，规定诸侯政治上、宗法上必须双重一统于王，在政治法律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铸造了周人家国同构的一统精神。
这种一统精神影响至深，以致入春秋后王室虽衰微但还能在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诸侯争霸也要打“尊王攘夷”
的旗号，而且争霸的目的也是为了统一，这不能不说是西周礼乐精神的遗泽。
第二是明德保民的治国思想开启了德治和民本思想的先驱，促进了务实崇善理性精神的发展。
虽然西周一代还崇尚鬼神，但其强化道德内涵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人治的加强和神权的衰落。
众所周知，像殷墟发现和卜辞记载的那样大批的“人祭”
、“人殉”
的情况在周代是没有的。
《史记》记载周初“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可能有些夸张，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礼乐制度给国家带来了稳定和安宁，恐怕没什么问题。
明德保民思想的发展，促进了理性批判精神的发展，西周中期以后出现的“有德惟刑”
（刑是德的补充）、“耀德不观兵”
、“为民者宣之使言”
、“民之大事在农”
等言论，明显表现出周人德政观念和民本思想的深入；而卿大夫议政的发展，则体现了舆论对王权的监督，是思想的一个大解放。
《诗》中的《雅》、《颂》，本来是庙堂颂歌，然而西周晚期的一些诗篇，如《小雅》的《节南山》、《雨无正》、《小雯》、《十月》，《豳风》的《硕鼠》、《伐檀》即后世之所谓“变风”
、“变雅”
者，却变成了抨击时政的政治讽刺诗。
这些政治讽刺诗的出现，固然跟西周末年的政治混乱有关，但跟德政观念的深入人心关系更大。
因为从这些诗歌的内容看，虽然其中有不少篇幅矛头直接指向王和“君子”
，但诗的作者大都是希望通过抒发牢骚、怨怒引起统治者警醒，希望他们加强德政建设，提高政权的自我调节能力，这是统治者统治经验成熟和丰富的表现。
《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可以怨”
，其实就是提倡舆论对王权的监督，提倡臣子通过恨铁不成钢性质的抨击唤起统治者的警觉。
这无疑是当时政治思想的一个大进步。
二、三代文化对华夏民族形成的促进作用
三代文化促进了三代政治的发展，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形成。
夏商周来源不同，但它们都是在黄河中下游部落联盟或原始国家的联合斗争交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夏源于“西夷”
。
《史记·六国年表序》：“禹生于西羌。”
《集解》引皇甫谧说：“孟子称禹生于石纽，西夷之人也。”
“西夷”
的地望在今河南嵩山为中心的颍水上游伊洛平原及晋南汾水流域，其称西系对商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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