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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已用天干记日，夏末的几个帝王孔甲、胤甲、履癸都是以天干记名。
商代在夏以天干记日的基础上发展为干支记日，即把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依次相配合，组成甲子、乙丑、丙寅等六十干支记日。
殷墟曾出土过一块刻着完整六十甲子的牛肩胛骨，很可能是当时的日历表。
商代已经用大小月和连大月来调整朔望年，用置闰（年终置“十三月”
）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这是阴阳合历的最大特点。
周代已经发明了用圭表测影的方法确定冬至和夏至等节气，还能定出朔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诗·小雅·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
，是我国日期记载明确的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
商周对天象的观测十分重视，有许多天象记录远比世界其他国家为早。
现在发现的商代甲骨文有不少关于日食和月食的记录；还有一些对大火星、大辰星和新星的观测记录，其中关于新星的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新星记录。
据今人研究，大概周代中期以后，我国即利用以往的天文观测经验，建立起比较准确的天象发生位置的统一坐标系统——二十八宿系统。
二十八宿系统把天球黄赤道带附近的恒星分成二十八组：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每一组取一颗星作为本宿的量度，形成一个比较严密的参考体系。
《诗》中有不少二十八宿名字的记载，也有很多诗篇记载了恒星出没反映的季节变化以及它与社会生产、人们生活的关系，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
等，有的甚至拿天上的星宿和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作比较，说天上的“斗”
（北斗。
斗，是舀酒的勺）不能舀酒，天上的“箕”
不能簸东西。
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
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者矣。”
[2]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商周关于行星也有一定的认识。
殷墟卜辞中的“岁”
，就是木星。
《诗》中常见的“启明”
、“长庚”
、“明星”
就是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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