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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去除糟粕，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实现传统文化的内在超越，便成了中国现代化课题中的应有之义。
“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
也因是之故，欲解答现实中的文化问题，便不能不去请教历史。
不仅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任重道远，它需要不断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认同感，中国文化史研究恰恰可以高扬爱国主义，为之提供无可替代的民族精神的支柱。
很显然，20世纪末，国人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化史的价值，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当然，思想既经解放，学术研究无禁区，文化史这块长期荒芜却又辽阔而肥沃的学术园地，自然会吸引来众多拓荒者。
这即是说，中国文化史学科自身发展的强劲内驱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要言之，此期中国文化史研究复苏的原因与20世纪20—30年代肇端的原因，一脉相承，只是因时代条件的差异而表现出愈加斑斓的特色罢了。
同时，也应当看到，此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虽然成就斐然，超过了前期，但它在更高的层面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前期业已提出的问题，而且面临着新的分歧。
例如，柳诒徵等人早已提出，中国文化史应是综合的，不应是专门史的组合，这在今天虽成共识，但究竟应怎样实现综合，当年的柳诒徵等人在实践上并未解决，今天我们也仍然处于摸索的过程中。
文化概念的界定依然莫衷一是，此不待言；但是，如今文化史的界定本身也成了争论的问题。
此外，朱谦之曾提出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应当说，迄今足以表现中国气派的文化学理论，尚未见之。
从西方引入的各种文化学理论为数虽多，但有经久生命力的学说也不多见。
陈寅恪所说的失之于“滞”
的旧派学者固然不存在了，但他对于失之于“诬”
的新派学风的批评，却不能说已无现实的意义。
学术的本质在于发现问题，追求真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的现象是正常的，它反映了学术研究无止境和学术研究的艰辛。
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不应沉湎于概念的争论而停止了实践的探索。
苏联的学者说得对：“如果只集中注意力去制定一个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它的研究对象的准确的、完善无缺的定义，再开始研究俄国文化史未必是合适的。”
[33]唯其如此，我们以为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编纂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文化通史》，不仅已具备了必要的条件，而且其本身即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三、中国文化史发展脉络
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因受其根本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展开形式的制约，从而显现出阶段性来。
“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34]因之，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对于正确认识事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则，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来便重视人类社会历史的阶段性发展，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和改变的。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
和“具有独特的特征的”
所谓社会。
“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35]
缘是可知，欲理解中国文化史，注意其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文化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但其分期应有其自身的根据，而不能强求与政治史或经济史相一致。
固然，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但是，此种反映绝非径情直遂的，而是通过复杂的中介层面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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