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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蜀国的都城，似在今成都市辖区之内。
据东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蜀志》：“周失纲纪，蜀先称王。”
蜀王最早的是蚕丛，其次为柏灌（柏濩），再次为鱼凫，战国时期的蜀王有杜宇、开明等。
战国时期的蜀文化在长江上游是领先的。
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大型战国墓出土铜壶，器身周遍饰金属嵌错的图像，表现生产、生活和战斗的场景，十分精彩。
新都县大型战国墓出土的鼎、敦、盘、匜、壶、瓶、豆、钟和少数兵器，与楚器相仿，其中1件鼎盖内有铭文“邵之食鼎”
。
“邵”
即“昭”
，是楚国三大公族之一，铭文字体也是楚式，可见楚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
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两座墓出土的铜器蜀文化风格要超过楚文化风格。
晚期蜀文化的特征是独木舟式的船棺葬，兵器以兑、矛为主。
其活动地区，以成都为中心，包括今四川盆地西部以及陕南、滇北一带。
长江上游除了巴人和蜀人，还有分布在滇北、黔北川西汉代称为“西南夷”
的许多少数民族。
他们聚居在高原、平坝或散在草原、山丘、峡谷，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的青铜文化。
在这些少数民族中，滇人在今昆明周围地区建立了强盛的国家，于春秋中期进入青铜器时代。
春秋、战国之际，滇人的青铜文化已经多姿多彩。
楚雄县万家坝发掘80座春秋战国之际的墓葬，出土青铜器有898件，形制上自成体系，如编钟呈圆筒状，大小一致，钮作羊角状；铜剑除少数为扁茎者外，剑格大都作花蒂形，圆柱茎上有缠绕纹；数十件铜斧和铜锄也颇具特色。
万家坝墓葬中出土兵器最多，兵器中又以矛为最多。
早期的山字形格短剑，与西邻的洱海青铜文化接近，钺形斧与东邻和南邻的百越青铜文化接近，船棺与北邻的巴文化接近，戈与北邻的蜀文化接近。
铜鼓造型简朴，属于原始形态。
滇文化遗物分布面较大，几乎横贯云贵高原，直至武陵山东西两侧。
滇池以西洱海地区祥云县大波那村发掘的战国中期墓葬及随葬器物，可以作为战国时期洱海地区青铜文化的缩影。
该墓的葬具是人字形屋脊的青铜棺，棺身有铸刻的动物图像。
该墓出土的青铜器还有锄、锛、矛、剑、斧、鼓、钟等，其中有肩斧、靴形斧和圆桶状钟等都是带很强土著特点的器物。
铜鼓也属于原始形态，与滇池的铜鼓大同小异。
有专家认为大波那战国墓的主人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的昆明人。
从川西的安宁河流域跨过金沙江到滇西的洱海，春秋战国时期有大石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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