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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以免因分家而导致“骨肉分携，情义日疏”
。
另一方面，在聚族而居的情况下，分家后的族人仍有各种必不可少的公共费用，客观上不可能完全切断经济联系。
洪武二十一年，崇安县袁寿八为二子分家析产时，提取田租一百余石，“向后充为公党之用，仰武孙、铁孙二房轮交”
。
其中除了“将车碓米十八石买猪牲洒祭”
之外，大多数田租用于“十年图头各役”
88I。
明中叶以后，由于家族组织的社会功能日益扩大，族产的名目不断增加，进一步促进了财产关系的共有化。
建阳县《重修黄文肃公族谱》的《凡例》记载：“祀产，先人所遗或自创置，或田或山，宜记载详明；更有某祖、某妣位下子孙捐出田地入祠充祀者，俱宜记载详明，不许侵渔典鬻。
至于义田，以给子孙之贫不能婚葬者；又有役田，以佐门户里役之差徭；有学田，以资读书之灯油、脯俗、试费；各记载详明，毋滋后弊。”
这些族产各有不同的来源和用途，但都属于家族成员的共有财产，因而必须在族谱中“记载详明”
，以免引起族人之间的纷争。
在分家之际提留族田，不仅是为了满足族人的各种公共需求，而且是地主阶级的一种保产保富措施。
宋代以降，由于分家析产制的流行，私人地主经济的规模日益趋于零碎化，普遍陷入于周期性危机之中。
邵武府的谚语云：“樵水荫樵城，人无三代富，人无三代贫。”
L?91这一古老的谚语，反映了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也表明私人地主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极限。
这是因为，私人地主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客观上要求不断扩大占地规模，才能满足家族成员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然而，在代代分家析产的条件下，每个家庭的占地规模不是日益扩大，而是日益缩小。
就整个家族而言，即使每一代族人都能保守先业，最后仍不免没落之虞。
建阳县《翁氏宗谱》记载：
晚成公置有民田米十二顷八十余亩，遗与四子……各得三顷二十余亩；伯寿公生二子……各得田米一顷六十余亩；曾祖志渊公生三子……各承先业，得田米五十三亩，遗及吾父宗文公，继承其业，以耕读起家，置有民田五顷四十八亩。
……舍香灯、拨奁田、赠义田……存田米四顷五十余亩，均分吾兄妳、玄及荣，各承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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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晚成遗存的一千余亩土地，历经三代人的分割继承，每个家庭只能得到五十余亩，这可以说是由富及贫的典型。
自第五代以下，如果照样分割下去，不仅难于坐食租利，甚至连自耕农的地位都很难保住。
导致翁氏私人地主经济日趋解体的直接原因，在于代代分家析产的影响，而不是由于受到其他冲击。
在明清福建地区，像翁晚成这种占地达千亩以上的私人地主经济，规模已相当可观，但也只能经受三次分家的冲击；如果是其他中小地主家庭，就更是不堪一击了。
翁晚成六世孙宗文，由于是一脉单传，不再经受分家析产的冲击，直接继承了祖辈的产业，勉强维持了小地主的地位。
此后，又“以耕读起家”
，重新开始了由贫及富的历程，置田达五百余亩。
但好景不长，由于诸子再次分家析产，打断了财富积累的上升趋势，使私人地主经济的规模重新趋于萎缩。
很明显，如果不是出现单传之类的特例，土地集中的速度很难超过分散的速度，这就必然导致私人地主经济的最终解体。
因此，只有在分家时提留共有土地，限制土地分散的速度，才有可能长期维持坐食租利的生活方式。
浦城县《后山蔡氏族谱》的《祭田引》，对提留族田的意图有如下说明：
先人为子孙虑也远，故其为计也周。
家产分析，虽数万金，传历再世，愈析愈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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