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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
1351弗里德曼后来也相信，有些宗族主要是由融合而成的，在台湾地区尤其如此。
1361此外，有些西方学者研究了安徽、香港等地宗族发展的历史条件，认为宗族组织未必是稻作经济和边疆环境的产物，其他的政治经济条件也有可能促成宗族的发展。
例如，士绅阶层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繁荣，都是宗族发展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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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不少华裔人类学家指出，中国的家族组织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能单纯从经济及地理环境来解释。
如黄树民认为，宗族组织是中国家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一种社会习俗1381;吴燕和认为，中国的家族组织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这跟文化价值的传承，跟社会上许多人的社会化有密切关系1391;陈其南认为，家族的发展必然受到亲属制度的“调整和规范”
，而中国的亲属制度是独立的和自足的，“实际上优先于其他社会制度”
。
他提出，中国亲属制度中固有的关于“房”
的观念，“即儿子相对于父亲称为一房，直接明确地解明了一个家族的内部关系和运作法则”
。
因此，“唯有透过房和家族的系谱模式”
，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各种“功能性亲属团体的构成法则和组织形态”
L401。
还有一些华裔人类学家认为，由于中国的家族文化具有适应各种不同环境的内在机制，为家族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多样的可能性。
例如，台湾老一辈的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指出：“中国的亲属关系至为复杂，因此其构成成分或原则也甚为丰富；这些丰富的内在成分是一切外显行为的理念基础，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之下，可以运用或强调不同的成分以作为外在情境的适应，但其可行的范围总未超出基本的原则之外。”
在此情况下，“要用结构的原则，找出完整绝对的宗族组织，是很困难的”
[41]。
一般说来，文化人类学家的有关研究，注重宗族组织的群体利益，强调功能分析的观点。
在他们看来，宗族组织作为一种亲属团体，有助于缓和阶级对立和社会矛盾，加强了族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提高了人们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
因此，宗族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它通过不同形式提供了一个中国社会所有阶层的连贯的力量”
[421。
在某种意义上说，“宗族的发展，其实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
它不仅是一种经济发展，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的发展”
[431。
以往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组织，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极为多变的外观，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
因此，研究这一复杂的历史现象，必须运用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方法，搜集尽可能完备的资料，进行多角度和多层次的综合分析，才有可能得到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前人的有关研究，往往片面强调家族组织的某些类型或某些特性，其具体结论难免有所缺失。
然而，只要不是以偏概全，以往的研究成果仍是值得借鉴的，各种不同的理论也是可以并行而不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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