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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案件开庭审理。
1989年春，许文革伙同他人盗窃汽车发动机，又伙同他人于在押期间逃脱，此两项罪名成立。
但对盗窃和越狱，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与1999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在量刑标准上均做出了新的规定，依据“从旧兼从轻”
原则，不再适用1989年执行的旧标准。
两罪并罚，通常可以判处有期徒刑五至六年，案犯主动自首，也可酌情减判。
控辩双方的争论，集中在许文革在逃期间的表现。
在矿井底下救了人，这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是否可以算作立功？即使算立功，救人的过程并不翔实，证据也不充足，是否可以作为减判的理由？检察院方面提出如上质疑。
一审法院采纳了检方意见，并不认可立功情节，遂将许文革的刑期定为五年。
许文革一方不服，随即提起上诉。
考虑到矿难有据可查，警察杜湘东又能证明案犯当时确在矿区，更高一级人民法院并未驳回上诉请求。
择日再审。
这时杜湘东明白，他那份证明起到的作用，首先是拖延时间。
利用重新开庭之前的一两个月，许文革的律师又在兢兢业业且效率极高地搜集其他证据。
天知道他们雇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动用了多少关系，终于在河南平顶山找到了当年那位副矿长。
煤矿被封、老板跑路以后，副矿长也失了业，经亲戚介绍先去了陕西榆林，后又辗转去了河南，干的都是挖山开矿的活路。
被找到时，他已经患有严重的尘肺病，许文革的律师立刻替他结清了医疗费用，把他送到北京，一边洗肺，一边做证。
因为副矿长大部分时间都在特护病房，所以杜湘东并未与他见面，但据说那人的证词后来成了审判的转折点。
也正是在此期间，案件开始受到媒体的关注。
在那些新闻报道里，许文革被描述成了一个“迷途知返、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
，还有一档名气很大的电视节目到看守所对他进行了专访，挖掘其“心路历程”
。
节目播出，反响越发热烈，不仅法律界的相关人士，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专家也都纷纷发表意见。
说话的人一多，便朝着务虚的领域里去，各路人精儿又会自觉不自觉地选边儿站队，演变成了如下两种论调的激辩：第一，公平至上，资本是有原罪的，中国的资本家更是有原罪的；第二，效率优先，只有对那些“有能力的人”
网开一面，社会经济才能快速发展。
前者批判后者信奉“丛林法则”
，后者讽刺前者要开“时代倒车”
，大家离题万里，天马行空，各执一词。
这个插曲的受益者当然是许文革。
把水搅得越浑，法院在量刑时，就越有可能采取折中方案：轻了不行，重了更不行。
所谓“酌情”
，酌的有案情、人情，当然也包括舆情。
另一个间接受益者却是看守所——电视镜头里的监舍整洁明亮，管理有序，建设成绩斐然，这相当于用事实回应了近些年来针对我国司法体系的恶意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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