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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儿童精神分析与成人精神分析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因下述情况而减小：我们的某些患者保持了许多婴儿的性格特征，以至于精神分析者（须重新使自己适应患者）必须对他们运用某种特定的儿童精神分析的技术。
儿童精神分析自然成了精神分析者的领域，并且这种情况无疑将持续下去。
然而，我们从精神分析中得知，正是这种对本能的压制隐含着神经症疾病的危险。
你们会想起，我们已经详细地考察过这种情况的产生[145]。
因此，教育必须在不干涉的斯库拉和挫折的卡律布狄斯之间去寻找出路[146]。
除非该难题完全不能被解决，否则我们就一定能寻找到适合途径，以使教育取得最大成效，产生最小伤害。
因此，问题在于确定对儿童本能禁止多少，什么时候禁止，用什么方法禁止。
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下述事实：我们教育影响的对象，具有非常不同的天生的气质倾向，以至于同样的教育过程对所有的儿童不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某种及时的反省告诉我们，迄今为止，教育在完成其任务方面是十分糟糕的，而且对孩子伤害很大。
如果教育找到了合适的途径，并理想地执行其任务，那么它就有希望消除某种致病因素——即童年期的意外创伤的影响。
如果现在我们考虑到教育者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例如他应该怎样认识到儿童的个性，怎样从微小的迹象推测儿童未成熟的头脑中所进行的活动，怎样给予儿童适当的爱而又仍保持有效程度的权威——我们就会明白，唯一适合教育者工作的准备是彻底的精神分析训练。
最好的方法是教育者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因为即使有关精神分析的一切都听说过或做过，但没有亲自体验过，也不可能掌握精神分析。
对教师和教育者的精神分析与对儿童本身的精神分析比较而言，前者似乎更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而且更易于付诸实践。
在精神分析者致力于对教育施加影响的同时，另一些研究正在讨论过失和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
在此，我仅仅是再次向你们敞开精神分析的大门，并让你们看看大门后的那些房间，而没有引你们进入。
[147]我肯定，如果你们不放弃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你们就能够学到许多关于上述主题的新颖而且有价值的东西。
然而，在尚未结束教育这个话题时，我必须谈谈它的另一个特殊方面。
据说——这无疑是合法的一每种教育都有一个派别性的目标，它努力把儿童培养得适应已建立的社会秩序，而不考虑该秩序有多少价值和多少稳定性。
如果（有人争辩说）人们承认我们目前的社会秩序中存在着缺陷，则教育与精神分析的结盟也就无法合理地为社会秩序服务：它必须赋予另一个更高目标，应当摆脱流行的社会要求的束缚。
然而，以我看来，这种争论在此是不正确的。
上述要求超出了精神分析的有效功能。
同样，一个医生被请去治疗肺炎，他不必考虑患者是否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自杀者抑或一个罪犯，也不必考虑他是否值得活下去或者是否有人希望他活下去，因为这并不是医生的职责。
上述人们期望赋予教育的另一目标，也将是一个派别性的目标；而在两种派别间进行取舍不是精神分析者的事。
我完全没有考虑情况的这个方面，即如果精神分析容许与已存社会秩序相矛盾的目的，它对教育施加的任何影响就将被拒绝。
但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打算把它的学生培养成叛逆者，它就将亲自承担一种多余的责任。
如果它使它的学生尽可能健康而有才干地离开学校，它尽到了本分。
这种教育包含了众多的革命因素，足以保证它所教育的任何人在今后的生活中都不会成为反动者和压迫者。
我甚至以为，革命的儿童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不可取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打算与你们进一步谈谈作为治疗方式的精神分析。
15年前我就论述了这一问题的理论方面[148]，今天我还将以同样的方式阐述它；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这15年间我们所取得的经验。
你们知道，精神分析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而诞生的。
尽管它现在的内涵已超过了该范围，但仍未脱离它的原始基础，而且，为增加自己的深度、促进自己的发展，它仍保持着与病人的接触。
导致我们理论产生的种种积累起来的观念，是不可能以其他方法获得的。
我们在治疗中所遇到的失败，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新任务；而现实生活的要求，则是一种防止过分推测——毕竟我们在工作中没有推测也不行——的有效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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