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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种不同原因，省略的整个影响是令人吃惊的。
该书的最后版本共有305页，其中有90页到100页（几乎占此书的三分之一）至今没在英文版本中出现过。
所以现在的这个译本把重心移到了注重译文的完整性上，反对标准版《全集》对不能译成英文的地方保留德语原文，并借助加方括号和注释的方法对德语原文加以解释，这种处理文字的方法给译文清晰性带来的明显损失。
我们发现弗洛伊德在1898年8月26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信94）首次提到“失误行为”
[3]。
在这封信里，他谈道：“我终于抓住了我怀疑已久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
——一种方式：一个名字有时被避开了，在适当的地方，可用一个完全错误的名字代替那个被避开的名字。
[4]一个月以后，9月22日（出处同上，信96），他又向弗利斯举例说明了这种方式，这次他用的是“西格罗瑞里”
这个熟悉的名字。
在同一年，他把这个例子作为研究失误行为的预备性材料发表在《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杂志上。
后来，他在目前这本著作的第一章里使用了这个例子。
第二年，弗洛伊德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关于《掩蔽性记忆》的论文（1899），在本书的第四章，他用很不同的词汇进一步讨论了这一主题。
但是，他当时的全部时间，一是用于完成《释梦》（1900），一是用于为另一项研究《论梦》准备材料。
直到1900年底，他才认真地为《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这本书花费时间。
在这一年10月（弗洛伊德，1950，信139），弗洛伊德征得弗利斯的同意，引用了浮士德（Faust）的话做其著作的题词，实际上浮士德画像也出现在他著作的扉页上。
1901年1月30日（信141），他报告说：“写作正停顿着，已完成一半，但很快会继续写下去。”
[5]2月15日（信142），他说，再过一些日子，他的著作就完成了。
实际上，他于7月和8月，在《柏林期刊》上仅发表了两期他的初步研究成果。
三年以后，1904年，这本书第一次以分卷形式发行，内容几乎与发表在《柏林期刊》上的没有任何改变。
但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却在不断地加以补充。
1901、1904年，该书有十章。
1907年首次增加了两章（即现在的第三章、第十一章）。
在弗洛伊德图书馆里，我们发现了1904年版本的一张插页的拷贝，弗洛伊德在这上面对补充的例子做了一些初步的注释。
这些注释绝大多数被收编在后来的版本中，其余的则在它们令人感兴趣的范围内，在适当的地方做脚注。
弗洛伊德怀着特别的感情去看待“失误行为”
（parapraxes），毫无疑问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它们与梦一道能够把他与神经症有关的重要发现扩展到正常心理生活之中。
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常常利用“失误行为”
作为把非医学人员引进精神分析领域的最好的预备性（入门）材料。
这种材料既简单（至少表面上看）又不惹人讨厌，同时又与每个正常人都体验到的状况相关。
在弗洛伊德的某些带说明性的文章中，有时，他对“失误行为”
甚至比“梦”
更偏爱，因为梦涉及更复杂的机制，势必导致较深的领域。
于是，当他出版他在1916～1917年间的《精神分析导论》的系列文章时，也发表了3篇专门论述“失误行为”
的文章。
顺便提一句，在这3篇文章中的许多例子在本书后面都被赋予了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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