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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是一种幼稚至极的理论，竟然夸口说，它认为全部心理学问题根本不值一谈。
在欧洲，1911年至1913年期间，精神分析中发生了两起分裂主义运动，领导者是以前在这门年轻的科学中起相当重要作用的阿德勒和荣格。
这两起运动似乎威胁相当大，并且很快就得到大批人的响应。
但是他们的力量并不在于他们自已的理论内容，而在于他们所提出的这样一种**：他们要去掉精神分析的那些被认为是讨厌的研究成果，即使当时人们已不再反对精神分析的实际材料。
荣格企图给那些分析事实作出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和非历史特征的新解释，试图以此来避开认识幼儿性欲和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意义以及认识对儿童的任何分析的必要性。
阿德勒好像背离精神分析更远，他完全否定性欲的重要性，把性格和神经症的形成单单追溯到人的权力欲望和对于身体缺陷的自卑感的补偿需要上去，而把所有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发现置于不顾。
但是，他所反对的东西，却在其他名称的掩盖下，又强行闯入他那个封闭体系之中。
他的“男性抗议”
（maseprotest）只不过是被不合理地赋予性别特征后所引起的压抑罢了。
这两个叛逆者所受到的批评是比较轻微的，我只是坚持阿德勒和荣格应停止把他们的理论称作“精神分析”
。
事隔十年之后，现在可以断言，这两次反对精神分析的企图已经烟消云散，没有造成任何危害。
如果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在于对一些基本观点的一致看法，那么很明显，那些抛弃这一共同基础的人，就不应继续属于这个团体。
然而，我从前的学生的退出，常常被人们提出，作为我心胸狭窄的一个标志来指责我，或者被人们看作笼罩在我头上的某种特殊命运的证据。
对这种指责，我只需指出下面这一事实便足以作为我的答复：与那些离我而去的荣格、阿德勒、斯泰克尔以及其他一些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一大批人如阿伯拉罕（Abraham）、艾丁根（Eitingon）、弗伦茨、兰克（Rank）、琼斯（Jones）、布里尔（Brill）、萨克斯（Sachs）、普费斯特（Pfister）、冯·艾姆登（VanEmden）、赖克（Reik）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忠诚地与我合作，与我一起工作达十五年之久，绝大多数与我的友谊从未中断过。
我刚才提到的只是那些最早跟随我的学生，他们已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如果我在这里漏掉了其他人，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他们不重要，实际上在那些年轻的、新近加入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中，肯定会发现一批极有希望的天才。
然而我认为我可以为自己辩解几句：一个心胸狭窄、在一种相信自己一贯正确的自负心理支配下的人，绝不可能同这样一大批智力卓绝的人保持如此牢固的关系，尤其如果他是一个象我这样几乎没有一点实际吸引力的人的话。
世界大战摧毁了那么多其他组织，然而对我们这一“国际组织”
毫无损伤。
战后的第一次会议于1920年在中立地带海牙举行。
当看到荷兰人民如此热情地欢迎来自中欧国家的那些饥寒交迫的病人的情景时，我深受感动。
我相信，在一个被破坏了的世界里，英国人和德国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就科学问题进行友好的讨论，恐怕还是第一次。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西欧其他国家，战争实际上激发了大家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
对于战争神经症的观察，终于使医学界认识到了精神失调的心理发生之重要性。
我们的一些心理学概念，诸如“因病获益”
（gainfromillness）和“遁入疾病”
（flightintoillness），很快风行一时。
德国失败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于1918年在布达佩斯举行，中欧列强各协约国政府的官方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他们都同意成立一个治疗战争神经症的精神分析中心。
但是这一决定根本没有实现。
同样，我们的领导成员之一，安东·冯·弗洛英德（AntonvonFreund）博士所制定的在布达佩斯成立一个精神分析研究和治疗中心的综合计划，也由于不久之后所发生的那些政治动乱以及不可替代的发起人的过早去世而夭折。
后来，他们的一些愿望由马克斯·艾丁根付诸实现。
他于1920年在柏林成立了一个精神分析诊所。
布尔什维克统治匈牙利的那一短暂时期内，弗伦茨仍然能够作为精神分析的正宗代表，继续在布达佩斯大学成功地完成课程讲授任务。
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反对派高兴地宣布：事变产生了一个否定那些精神分析命题的结论性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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