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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杨朔模式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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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权模式,经济体制是统得很死的计划模式,连人也被训练成愚忠、服从,缺少个性与自我探索的机械模式。

文学当然也就是一种“左”

的说教模式。

就是说,不管是写景还是编故事,都要明显地给你注入一点政治。

但是,“文革”

前的小说、诗歌等虽然也有这一套模式,却都没有像散文这样,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浑然一体的、权威性的样板——杨朔模式。

杨朔模式的产生有特定背景。

杨朔散文是反映了生活,但是它只反映了生活中的一个侧面。

就其有影响的代表作来说,它们只注意反映了生活中光明向上的、美好的一面。

杨朔作品的风格是明朗、秀丽的。

这些作品产生的时代正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这时期我们国家蓬勃向上,党、政府和领袖的威信空前的高,人们对前途充满毫不怀疑的乐观,对我们的工作充满毫不怀疑的自信,对工作中“左”

的错误还没有充分地觉察。

大家眼里一片光明,看不到问题,或者虽看到一点,也不愿承认,在一种“左”

的盲目与虚假中,虔诚地生活。

领袖像神一样英明,国家像天堂一样美好,生活中一切好的事情都应归功于革命,归结到政治。

这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思维模式。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谈到这一点:“正如同汉王朝的初建需要汉赋一样,这时也需要歌颂之辞。

自然,这种歌颂是有别于司马相如等对帝王功业的歌颂。

当时我们大家都是由衷地感到祖国、党需要歌颂,应该歌颂,读着这种文章心里特别高兴。

对于当时潜伏的一些矛盾很少有人洞察,这自然是历史的局限。

所以说,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散文,历史决定它既不可能再用解放区那种带点土气的文字,也不能再用鲁迅那种隐晦一点的讽刺杂文。

它只能是与我们大会堂的玻璃窗相适应而明亮,与天安门广场上的鲜花相适应而清新,与我们安静的生活相适应而含蓄。

同时,这里已经有了悄悄开始了的‘左’的影响,因而又带一点粉饰。

这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一种形式,而加给包括杨朔在内的广大作家的。”

(《散文形式的哲学思考》,《山西文学》1985年第2期)

但是,杨朔模式何以能保持长时间而不衰呢?这是它内容上的虚幻性、象征性和结构上的超稳定性决定的。

二、模式的特点之一:内容上的虚幻性与象征性

杨朔的作品总是选取生活中最光明向上的片断,推出最符合政治宣传口径的结论。

香山红叶、八达岭的长城、泰山的红日、荔园的蜂蜜、南疆的茶花等等,还有深山里公社化的投影,海市仙境般的生活,还有老向导、老泰山那样革命造就的红色标准公民。

这些题材好不好呢?好。

是不是生活呢?是。

而且还是生活中积极的、光明可爱的一面。

但是,正因为只选择这种光明与可爱,他的作品就如美好的山水一样,虽有赏心悦目的一面,但却较少实用的一面。

它不像我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那样,时刻不可离开,很易被挑剔和更新。

对这种与生活不大贴近的作品,人们又需要,又不会特别注意,不会特别去下大力气挑剔、改造、加快更新。

就本质来说,他的作品专写好的片断、好的表象,诱导人们寻求一个简单的政治答案,沉醉于美妙的理想。

作品呈现出一种虚幻的折光,有一种象征性的美好。

你得承认,他是反映了生活,但是这种反映如写太阳只写早晨的清新艳丽,不写中午的炎热烤人;写水只写秋波漾漾,不写恶浪狂涛,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如写父母只写其慈爱养育之恩,却回避其对子女的专断、干预;写战争只写鲜花凯旋,不写流血死人,是有明显的启发、诱导倾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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