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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
他们还异想天开地帮皇上出谋划策，建议把负责里册的书手、算手按照上、中、下三级人户出身，分成有力、稍有力、无力三类，有力者罚没多，无力者罚没少；并设立督册道，监督从县一级到布政司的驳费解送工作。
当然，这事后来没下文了。
这种监控设计，除非朱元璋那种绝对权威的君主亲自推行，否则在大明体制下根本不可能执行下去。
再者说，驳费实际上都是转嫁到了基层百姓身上，去给里册书算分类收钱，等于缘木求鱼。
但黄册库也没办法，他们无权无势，只能一遍一遍地申诉抗议。
这种秃鹫争食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万历年间，已经从敛财的小手段变成了官场潜规则。
在一份万历十年（1582年）的奏疏中，黄册库主官王蔚满腔愤怒地向朝廷举报，说江西解送每一期驳费时，“明例银六钱四，兼收除钱四，并钞价存留外，止将银六解报”
。
也就是说，截留驳费这事，江西已可以堂而皇之地跟黄册库提出要求，四六分账。
王蔚大概是真气坏了，他不吝笔墨，洋洋洒洒算了一笔大账。
比如南昌府丰城县应缴纳驳费四百三十七两九钱五分，但只送到了二百六十二两七钱七分，截留了一百七十五两一钱八分；再比如吉安府龙泉县，应缴纳一百九十二两九钱，只送来一百一十五两七钱四分，截留了七十七两一钱六分；袁州府宜春县，应缴纳一百三十四两，只送来八十两四钱，截留了五十三两六钱。
限于篇幅，这里只是举三个县为例。
其实王蔚把江西十三府七十七县每一县——注意，是每一个县——的驳费截留情况，都写进去了。
那篇奏疏里面，一大半是各种数字的罗列，看起来格外触目惊心。
王蔚自己每次见到这个账目，都“不胜惊骇，拊膺热中，切恨该省当事臣工，有何所见，乃敢故违擅留，不行尽解如此耶？”
。
可这种举报有用吗？
完全没用。
十年之后的万历二十年，又有人上疏称：“已派而攘夺于吏胥，已解而隐匿于奸猾，郡县挪移以抵别支，司道积留以为公费，任意转取，不可悉陈。”
可见局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每一个环节都参与到这场大联欢里来。
咱们回想一下，黄册库从正德十一年到嘉靖二十四年，收了将近十七万两银子的驳费。
这仅是黄册库收到的，是经过县州府司一层层克扣完的数字。
那么各地府县实际征敛的银子，得有多少？基层民众为此被迫缴纳的真正罚款，又是多少？
天启年有一位南京户科给事中叫欧阳调律，他把这条驳费利益链描述得更加清晰：“奸胥不唯不关痛瘠，反以罪名为奇货；罚锾不唯不足以惩怠玩，反足以滋弊丛。
尝试揣天下赎锾，归湖内者十一，润官橐者十三，而骚扰在民间者已不啻百千万亿，莫可究诘矣！”
后湖一两驳费，延伸至民间近乎百倍，这个放大比例，真是叫人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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