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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可解的，是辜鸿铭见了马建忠，居然能聊那么多，而当时辜鸿铭还没有正式学习过华文，口说手写恐怕都不十分便利，马建忠行色倥偬，又不可能为这槟城来的年轻人别设一翻译，那么，他们是怎么谈话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这么设想：两个不能以祖国之言顺利沟通的人，却有那么多异邦之语可以彼此达意会心，堪见二人在那三天之中，极可能还用上了希腊文、拉丁文，而所谈的内容却有如霹雳当头，醍醐灌顶，对辜鸿铭产生了激烈而重大的影响。
他踏出海滨旅馆的第三天，就向“海峡殖民政府”
辞职，更换满清服饰，蓄起了脑后的发辫。
辜鸿铭是怎么了？
辜鸿铭的转变是突然而剧烈的，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十分少见。
这里必须先作几个人物的对比。
在动**的世局之中，观察人物理念情怀之善变，不得不令人先想起梁启超。
刘成禺在《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引《后孙公园杂录》说他：“梁迈赐先生，善变人也。”
允为实论。
百日维新失败，梁氏流亡海外，亲见革命党旅美华侨势力雄厚，一变而声称服膺中山先生民族主义，藉《新民丛报》大事鼓吹；等到保皇立宪之说潜势吸收会党成功，一变而发布《梦俄罗斯专制》一文，便抛开共和了。
民国成立，梁氏应召入京，一开始又倾心于共和，再变而主张改《约法》，改终身总统各制。
从一个“阴谋论”
的角度来说，这是“长袁氏君主独裁之欲”
——就算勉强说得通罢；待筹安之会大兴，帝制之议蠭起，梁氏又三变而写下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还亲自写信给袁世凯，劝罢帝制。
《后孙公园杂录》接着说：“四变而以再造共和自命，门徒党羽，连兵西南各省，梁先生亲自出马，赴肇庆军务院都司令部矣。
彼盖默观全国人向共和，故又主张恢复共和，乘此号召权位也。”
另一个机转百出的是黎元洪。
他从一个栖惶畏葸的清兵协统，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军的神主牌位，再变为袁世凯的股肱之臣，三变为领导共和之大总统而启动府院之争，四变为坐拥钜万资财、倾心提倡教育的实业家。
其间顶着“活菩萨”
的诨号，却能够设计借袁世凯之手诛杀武昌首义元勋张振武，更是令人发指。
无论是出于投机、应时、求新、从众，梁、黎身上的这些变化看来都有俗情常理可依，而辜鸿铭的变化却极为深沉诡异。
他在步出海滨旅馆之际，看似已经为三天来受教于马建忠的启蒙痛下了一生不容追悔的“改宗”
决定。
我们从有限的史料上看不出他的心情转折，只知道他随即一度跟着英国探险队就任翻译之职，前往广州，准备再赴缅甸，不过旅程在云南却戛然而止了。
这一趟未完成的旅行也值得细看——是什么力量驱使着辜鸿铭出任一个探险队翻译之职呢？如果职责就是中、英互译，辜鸿铭当时的中文能力足以称职吗？或许正是察觉其不足，他才会在尔后的三年里转往香港，苦习中文。
那么，回头再看：设若于中文能力尚不堪大用之际，匆匆以往，又是为了什么呢？这都是辜鸿铭没有交代的，唯能于其日后之事徐徐推绎之。
在这里，我们只能假设：前一年的三日夕之谈中，马建忠基于对辜鸿铭口操九国外语的本事，以及顶戴十三个博士头衔的冠冕，一定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延揽之情，加之以马氏自己的忧国之怀，以及对于洋务的期许之意，肯定为辜鸿铭点亮了一盏“条条大道通满清”
的路灯。
辜鸿铭在香港学了三年中文之后，于一八八五年经杨汝树的举荐，加入当时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担任“洋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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