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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史评话，可以解释成对史实史料之尊重，也可以解释为对“知识权力”
这个相互喂哺的系统的捍卫。
“士君子”
绝然不能忍受的正是历史被非士人阶级的鄙俗大众“妄加”
虚构、杜撰、发明以至于无中生有。
而罗贯中彼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
的书写工作，也正是一处于士君子阶级和鄙俗大众阶级之间夹缝的产物。
然则，庸愚子以诗教赞之，亦犹如卡莱尔所称许于司各特了。
一生完成了二十七部历史小说——其中包括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劫后英雄传》（Ivanhoe，1819年）——的司各特在1821年获得英国国王授予的爵士封号，并当选为爱丁堡皇家学会主席，且直接影响了后世英国作家萨克雷（eaceThackeray，1811—1863）。
但是在司各特死后整整一百三十四年，历史小说家高阳却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李娃》的序言《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中，重新品尝了一次和罗贯中类似的夹缝滋味。
他这样写道：
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
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识，以至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想象的足步便跨不开去。
非徒如此，高阳甚且以谦卑的口吻说：“对于历史的研究，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羊毛’。”
即使当他发现了一段记载，提及明太祖第八子潭王（传说是陈友谅的亲生儿子）因胡惟庸谋反而牵连在内，夫妻焚宫自杀，缘是有感而发，试图将这个材料发展成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
，高阳却如此写道：
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终于造成伦常剧变，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迁怒而侵夺相权。
这是一部所谓大小说的题材，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因为没有实在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
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小说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
高阳紧接着写道。
而且自《李娃》以降，他再也不曾在近六十部长短篇历史小说著作中因顾忌“历史学者的严厉指斥”
而写过任何一篇像《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样辞谦意卑的序言。
个中究竟，是高阳对于“拿证据来”
的考证要求心无挂碍了呢？还是他始终一本“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呢？高阳本人向未明言，他自己甚至还不止一次地在考证笔战中指责过其他的学者罔顾史料或不明典故。
这样的转变可能并不只是因为高阳在某些史料考据的领域里“拥故纸而自重”
，却也可能是由于高阳在写作历史小说的过程中深刻玩味出重塑历史的雄辩技术与特质。
熟悉高阳历史小说的读者大抵知道，高阳的作品并不刻意经营动作性的情节，而以较多的笔墨铺陈人物之间曲折细密的心计以及渊通博晓的对话，参厕其间的，则大多是某景某物某陈设名器或某诗文辞章的来历典源。
绝大多数以连载于报端形式首度发表的作品既然是在且刊且写的情况下完成的，读者经常会“感觉”
到：高阳又在“跑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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