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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者“严厉指斥”
为“芜杂”
的。
但是，这样的指斥容或也只是囿于“事构”
美学规律，取譬于“骨肉匀称”
的胶柱鼓瑟、刻舟求剑而已。
高阳“浩浩如江河，挟泥沙而俱下”
的诸多巨构，的确不免引人细思：那些“泥沙”
“枝蔓”
果真是“不必要”
的吗？抑或高阳原本试图借由小说这种“文不甚深，言不甚俗”
的体制，完成某种足以包罗历代习俗、名物、世态、民风、政情、地理以及辞章等典故知识的大叙述体呢？
累积乃至于堆砌足够丰富的典故知识确乎对一个可能会被历史学者“严厉指斥”
的小说家有利。
高阳重塑历史的雄辩技术与特质即在于此：他不只运用全知观点的叙述者随时插叙各式各样“实属毫末”
的典故细节，也化身成书中每一个可能的人物，赋予其“博览群籍、周洽世事”
的能力。
像《小白菜》里的帝王师翁同龢当然可以随口征引乾隆时代慧贤贵妃父兄因贪墨而遭斩决的故事，至于《状元娘子》里的烟台名妓李蔼如不明白“有德则称，无德则否”
的出处，亦不妨事，因为她可以“听洪钧为她讲过《史记》”
，所以也就解悟了上述八个字出自沛公正朝仪的事典及意义。
当高阳小说中的人物也犹如孙悟空身上拔下来的毫毛而成为“叙述者作者”
的化身时，典故知识能够挥洒罗织的空间也相对地增加了许多，如此一来高阳本人的角色（无论是作者或叙述者）可免炫学之讥，同时，也缔造了一种叠床架屋、层层递转的复杂叙述结构。
值得注意的却是：高阳尽可能让他小说里的人物（无论是漕帮镖头、姨太太、帝王师或者妓女）分担作者那庞大的、累积典故知识的工程，其中似乎不无向“士君子”
阶级者流示威的底细。
当年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谓“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
的命意，到了高阳笔下，显然又递进到“盖欲小说中人皆得而知之”
的地步。
这里所谓的“知之”
，正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那篇序文里一再令高阳谦称“望之却步”
的“历史的研究”
。
至若小说里某个聪明伶俐的侍妾或者某个参军戏的滑稽演员等“里巷鄙人”
，能够信口拈出某僻典出于某僻书之类的情景，也适足构成对那些“拥学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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