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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惯了大场面、血流漂杵的谋杀场面的推理读者，面对如此的小case，一下子还真会适应不过来——然而，强悍的铁伊便敢于如此挑衅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期待，她实在不怎么像个类型大众小说作家。
但勇敢不同于血气，它通常并非性格使然，而是对某个信念或某件自觉有价值事物的坚持，因此敢冒其大不韪的意志和决心。
因此我们要问的便是，铁伊到底想干什么？她“假借一部推理小说的外壳真正想传达的是什么？支撑她的坚定信念到底是什么？”
读铁伊的小说，最容易感受到的是一种随处可见且无意掩饰的强烈火气（类型小说作家最不该有的，即使有也应该藏起来），我想这正是她写小说无可替代的动力，说明她是那种事事有意见、有话要说而不是只想卖书的写作者。
更妙的是，铁伊火气中很大一部分居然直接朝向作为她衣食父母的大众。
在她的巨作《时间的女儿》首章一开头，她通过困于病房的格兰特探长之口说，“过多的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写了过多的字。
数以百万计的字每分钟都在付印，想起来就可怕。”
然后，顺势把一堆流行小说又嘲又讽地着实修理了一顿；而我们知道，《时间的女儿》严肃而沉重地检讨了传说与历史的虚假和误谬，铁伊在相当程度上把这归因于人们的无知、怯懦、烧昏脑袋的**和种种隐藏着各自利益的私心等等。
在《法兰柴思事件》这本书中，铁伊延续了或者说扩大了这种愤懑。
在铁伊笔下，这桩苏格兰场原本决定不移送起诉的疑似绑架案，经过八卦小报的煽情报导，遂成燎原之火在整个英国爆发开来，当然，面对一边是年纪不到十六岁，有一对婴儿蓝色分得很开的眼睛、且饱受凌虐的清纯女学生，另一边是加起来超过一百岁、住法兰柴思大房子（尽管实际上颇穷）、且不跟人往来有巫婆传闻的母女，义愤填膺的大众当然一面倒站在前者那一边，于是正义之言——谩骂——抵制——骚扰——攻击就像一条谁也挡不住的单行道，暴力在正义的召唤下毫不犹豫地现身，法兰柴思先是围墙被漆上脏字眼，接着被翻墙进入砸破玻璃，最终是一把大火烧了。
熟悉人类历史的读者应该不意外更不会认为这只是铁伊的过甚之辞，这是人类集体行为经常呈现的公式行为——在这里，铁伊借由一桩英国小乡镇的小小绑架案直接连上了人类狂暴而且始终悔改不了的记忆。
从铁伊这样的愤怒投枪，我们可循迹溯回她所珍视的、认真要捍卫的事物：她相信知识、相信经验、相信进步是人类认真使用脑子的可能结果，时间则是，必要的代价，**和狂暴不足以让美好的结果更快呈观，只徒然带来伤害和步伐的踉跄偏斜；她相信各种德行标的，但小心不让其中哪一项高到神圣的地步，以免侵害了其他道德准则；她甚至相信价值和德行并不必然自然和谐，在观实世界中不免彼此倾轧冲突，因此得认真去分辨，细心地思考、守护、调节，并时时检查它的锋芒。
回归英国知识分子传统
罗勃·巴纳德在为《时间的女儿》作序时称之为某种中产阶级的困境，但我个人宁称之为洛克以来的英国知识分子传统。
从18世纪法国人简单标举着“自由、平等、博爱”
（他们从不关心这其实是分别的三件事，实践起来往往不共容）进行大革命之后，全世界此起彼落的现代化过程总挟带着狂热的**。
这方面，美国人自诩他们得天独厚，他们以为北美新大陆的广袤土地提供了社会发展冲突的安全阀，避开了诸如法国大革命、德意法西斯热潮等等所付出的残酷代价。
如果我们说美国是仰仗着空间来稀释热情，那英国便是依靠着时间来节制热情——众所周知，英国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母国，也是社会平民化、政治民主化的起源地，他们开始得早，有机会一次只对付一个问题，所以能冷静地运用理智，可靠地积累经验，英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像思维的工程师，而不像意识形态化的革命者，这一点，我们从法国大革命彼时整个欧陆的狂飙声中，英吉利海峡这边柏克那种冷静忧心、略带迟疑保守的批评，最能体会出英国知识分子的如此特质。
唐诺，台湾脸谱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总编辑。
本文系唐诺先生为脸谱版“约瑟芬·铁伊推理小说全集”
撰写的导读，经作者授权使用。
文字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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