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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明君贤臣、昏君奸臣，抑或庸君与庸臣就决定了一朝政府的工作质量。
而又以君臣关系最为具体，君臣故事成了中国政治史上最生动的内容（比如，史上最典型的明君贤臣配：唐太宗与魏征；昏君贤臣配：阿斗与诸葛亮；昏君奸臣配：宋高宗与秦桧等）。
范仲淹是贤臣，属臣中最高的一档；仁宗不庸不昏，基本上算是能君，属于第二档。
他们的君臣矛盾，是比较典型的能君与贤臣的关系。
在专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君既有代表国家的一面，又有权力私有的一面，臣子既要忠君，又要报国。
这就带来了“君”
的两重性和“臣”
的两重性。
君有明、昏之分；臣有忠、奸之别。
遇明君则宵衣旰食，如履薄冰，勤恳为国；遇昏君则独断专行，为所欲为，玩忽国事。
“忧君”
的实质是忧君所代表的国事，而不是忧君个人的私事。
忠臣忧君不媚君，总是想着怎么劝君谏君，抑其私心而扬其公责，把国家治好。
奸臣媚君不忧国，总在琢磨怎么满足君的私欲，把他拍得舒服一些。
当然，奸臣这种行为总能得到个人的好处，而忠臣的行为则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范仲淹行的是忠臣之道，是通过忧君而忧国、忧民，所以，当这个“君”
与国、与民矛盾时，他就左右为难。
这是一种矛盾，一种悲剧，但正是这种矛盾和悲剧考验出忠臣、贤臣的人格。
这种“四重奏”
和“两重性”
的矛盾关系决定了一个忠心忧国的臣子必然要实事求是，敢说真话，对国家负责。
用范仲淹的话说：“士不死不为忠，言不逆不为谏。”
欧阳修评价他：“直辞正色，面争庭对”
，“敢与天子争是非”
。
仁宗属于“能君”
，他有他的主意，对范是既不全信任，又离不开，时用时弃，即信即离，类似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
而范仲淹既有独立见解，又有个性，这就构成了范仲淹的悲剧人生。
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真正的忧君，敢说真话是要以生命做抵押的。
范仲淹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说：“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
理或当言，死无所避。”
他将一切置之度外，一生四起四落，前后四次被贬出京城。
他从二十七岁中进士，到六十四岁去世，一生为官三十七年，在京城工作却总共不到四年。
一〇二八年，范仲淹经晏殊推荐到京任秘阁校理，也就是皇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这是一个可以常见到皇帝的近水楼台。
如果他会钻营奉承，很快就可以飞黄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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