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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团体中，人格独立，才能民主团结；一个社会上，人格健全，才能政治清明。
这不只是共产党的要求，古今中外都如此。
干部修养实际上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社会风气的先导。
朱镕基不修传
《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了，里面一则资料很有趣。
有人要为他写传，他就给人家写信说：“我必须明确表态，千万不要这么做。
国事艰难，舆论纷杂，飞短流长，诚惶诚恐。
如再授人以柄，树碑立传，罪不可逭。
千祈停止撰写一切涉及我的回忆或评论材料，并代我广告亲友，不胜感激之至。”
借权出书立传在各级官员中已成趋势。
方式有两种：一是自己写回忆录、日记，亲自立传；二是动用权力、财力，组织他人为自己立传——或二者并举。
于是书市就多了一些垃圾，历史就多了一些包袱，同时也多了一点幽默，留下了一些笑话。
凡有资格立传者，必是干过一点大事，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有一定的知名度的人。
传者，传（）也，能传给后人一点东西才有价值。
既然是为后人而立，那就让后人去做，从来都应是政声人去后。
你看，凡史上有价值的传记都是经过岁月的沉淀，由后人从容道来。
但急于立传者不这么看，理由是“趁我在世好核实材料”
。
说是核实却常是隐恶扬善，添枝加叶，自为粉饰。
还有一个潜台词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趁着在任，何不享受一下吹捧的泡沫？说到底是私心加虚荣。
过去帝王和权贵常在生前大修陵墓，为的是死后再延享生前的荣华尊贵。
生前立传有如活人修墓，也是此意。
但这实在靠不住。
陶渊明有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陶渊明比今人还懂得唯物辩证法。
连亲人也只有短时余悲，外人能念你几时？如果你没有干成一点大事，有何理由让人记住？如果你干了大事，历史又怎能忘记？再说既为官就是以身许国，还要这点虚名干什么？你看第一代领导人，毛、刘、周、朱等，没有一个人生前修传，周恩来连骨灰都不留。
方志敏为敌所俘，敌兵搜遍全身并无分文。
他当然也没有想到此生要为自己留一本传记。
开国将帅，许多人身上都留下了累累弹痕，但谁也没有想到要给自己留本传记。
再往上推，文天祥被俘九死一生，在狱中写了一首《正气歌》，他没有想到去写自传；司马迁是中国传记文学的鼻祖，写了许多至今还熠熠生辉的人物列传，却没有为自己写一个小传。
封建社会的皇帝也懂得这一点，在位时不给自己修传，而是听由后人根据他的行迹来评说。
传者，写人不写己，传世不娱时。
朱镕基不让人为自己修传的理由有二：一是“国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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