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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内乱之后青黄不接的年代算是年轻人了，我很有点受宠若惊。
多少年后我在人民日报社任副总编，一个记者初次见到我，兴奋地说，我第一次知道“璀璨”
这个词就是学你的《晋祠》，他还能背出文中“春日黄花满山，径幽而香远；秋来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
的对仗句。
这大大拉近了我与年轻人的距离。
我一生中没有当过教师，却常被人叫老师，就因为课文里的那几篇文章。
一次，我在山西出差碰到一位年轻的女公务员，是黑龙江人。
我说，你怎么这么远来山西工作？她说：“上学时学了《晋祠》，觉得山西很美，就报考了山西大学，又嫁给了山西人，就留在这里工作。
想不到一篇文章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一年，我刚调新闻出版署工作，陪署长回山西出差去参观晋祠，晋祠文管所的所长把署长晾在一旁，却和我热情地攀谈，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原来，他于中山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当教师，教了好几年的《晋祠》，终于心动，调回家乡，当了晋祠文管所的所长。
他说，感谢我让他与晋祠结缘，又送我一张很珍贵的唐太宗《晋祠铭》的大型拓片。
他说上午中宣部长刚来过，我都没舍得送他。
《晋祠》这篇课文一直到现在还使用，大约已送走了三十届学生，这其中不知还有多少故事，可能以后还会改变一些人的人生轨迹。
而我没有想到的另一个结果是，晋祠为此也大大增加了游客，带来了更大的知名度和经济效益。
常有北京的一些白领，想起小时的课文，假日里就自驾游，去山西游晋祠。
有了这个先例，不少风景名胜点，都来找我写文章，说最好也能入选课文。
最典型的是贵州黄果树景区，我曾为他们写过一篇《桥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他们将文章印在画册里，刻成碑立在景区，印成传单散发，还不过瘾，一定要活动进课文。
我说不大可能了，他们还是专门进了一趟北京，请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吃了一顿饭，结果也没有下文。
可见教材在人心目中的力量。
时隔二十一年后，2003年我的另一篇写瞿秋白烈士的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又被选入高中课本。
对我来说，从山水散文到人物散文，是一次大的转换，这在读者中的反响则更为强烈。
后来我的母校人民大学出版社就以《觅渡》为书名出了一本我的散文集，发行很好，连续再版。
秋白是共产党的领袖，我的这篇文章却不是写政治，也不是写英雄，是写人格，写哲人。
我本来以为这篇文章对中学生可能深了一些，但没有想到那样地为他们所喜爱。
我们报社的一位编辑的朋友的孩子上高中，就转托他介绍来见我。
这个稚嫩的中学生跟我大谈党史，谈我写马克思的《特利尔的幽灵》。
北京101中学的师生请我去与他们见面，他们兴奋地交流着对课文的理解。
一个学生说：“这是心灵的告白，是作者与笔下人物思想交汇撞出的火花，从而又点燃了我的心灵。”
在小礼堂里，老师在台上问：“同学们，谁手里有梁老师的书？”
台下人手一本《觅渡》，高高举起，红红的一片，当时让我眼睛一热。
原来这已形成惯例，一开学，学生先到对面的书店买一本《觅渡》。
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同志说：“我们得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他们的一篇文章为我们的一本书打开了市场。”
这篇课文还被制成有声读物发行，又被刻成一面十二米长、两米高的大石碑，立在常州瞿秋白纪念馆门前，成了纪念馆的一个重要景观，因此也增加了更多瞻仰者。
前来参观的国家领导人也驻足细读，并索要碑文。
研究人员说：“宣传先烈，这一篇文章的作用超过了一本传记。”
纪念馆旁有一所小学就名“觅渡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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