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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调言论写作的个性，我们可否用一个笨办法，提出这样一个最低的“四有”
标准：每篇文章里有一个属于自己悟到的新观点（从中可看出你对原理的理解）；有一个自己精心挑选的例子（这证明你已能理论结合实际）；有一个贴近的比喻（这考验你是否吃透了原理，能深入浅出）；有与文件不同的语言。
这个办法是比较笨，要求也比较低，但只要上这个线，你就可以从“要”
字牌言论这根带子的捆绑中解放出来。
道理虽这样讲，可为什么报刊上“要”
字牌言论还是这么多呢？细分一下，这种言论的作者有两类人：一是编辑记者，原因是一个“懒”
字，应付了事，或许他在写稿时心里就在说，反正也没多少人看，自己对这文章便没有了兴趣。
二是一些官员，坏在一个“权”
字上。
平时“硬实力”
用惯了，行政思维，言出成令，现在把千百万读者也当成了他发号施令的对象。
不管是源于“懒”
还是源于“权”
，都是既不尊重读者，也不尊重自己的劳动，这言论当然也就成了一件摆设。
试想一个作家、画家或音乐家，敢这样随意去写文、作画、作曲吗？真这样去做，能被人接受而流传开吗？个性是一切作品的生命。
有一个误解，以为理论没有个性，其实理论和艺术同样需要个性，而且除形式外，比艺术更多一份思想的个性。
一篇好的言论既能让读者得到一个新思想、新观点，又少用和不用“要”
字，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
恩格斯的名文《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无疑是要宣扬马克思，让人们学习他、接受他、继承他。
但我数了一遍，全文没有一个“要”
字。
李瑞环的文风
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的时候，瑞环同志分管宣传工作，当面听过他的讲话，印象很深。
现在读这本新书觉得很亲切。
后来我在《人民日报》值夜班，为了画版面，定占位，编辑们就给领导人分别定了头衔：正国级、副国级。
在中组部干部管理系统大概没有这些词儿，后来慢慢流传开了。
瑞环同志属于正国级的干部，因为他当过政协主席。
正、副国级的干部就是国家的领袖了。
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的头脑里，领袖就是毛、刘、周、朱，很高大又很遥远。
以后正、副国级的领袖越来越多了，现在人大、政协正副主席、委员长动不动就几十个，有的既无大功亦无大名，大家记不住了。
对这些领导人（领袖）老百姓怎么看，对他们有什么希望？当然最大的希望是他们能带领国家走向富强，这是最基本的。
这就说得深了，通俗一点，就是两条。
第一就是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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