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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以下述方式来解释未开化民族对待统治者的复杂和矛盾态度是说得通的。
各种不同的冲动通过迷信或其他一些动机，在对待君王的行为中得到了体现；各种冲动互不关照，各自向着某一极端发展。
这样各种矛盾现象就得以产生，不过说来也凑巧，无论在高度文明的社会中抑或在未开化的社会中，人们的心智丝毫不受宗教或“忠诚”
之类问题的干扰。
至此，一切都还算讲得通。
不过，精神分析技术倒是可以使我们对这个问题钻得更深一些，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冲动了解得更详细些。
如果我们对已记录的事实加以分析，好比它们就是神经症的部分症状，那么我们首先可着眼于塔布礼仪动机中的过分的焦虑情绪。
这种过分的焦虑情绪在神经症，尤其是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极为常见。
我们的比较也正是围绕强迫性神经症展开的。
对于这一情绪的根源，我们已逐渐有了较明晰的认识。
除了优势的情爱感情以外，只要有这种焦虑情绪存在，就必然会存在另一种与之相对，但却是潜意识的敌视流（tofhostility），即一种典型的矛盾情感态度（aionalattitude）。
这样，情爱通过焦虑得到体现并逐渐具有强迫性质。
它的无限加强盖过了敌对倾向，因为不这样的话，它就不足以担负起将这种潜意识的情绪置于压抑状态之中的重任。
精神分析学家凭其经验都知道，这种关于焦虑性过度情爱（solicitousover-affe）的解释肯定是适用于哪怕是最不可能的情况，如：母子依恋（attat）或恩爱夫妇间的依恋。
如果我们以此来解释特权人物的情况，我们就会意识到，在对他们崇拜，将他们偶像化的同时，人们在潜意识中却有着一种对立的倾向--强烈的敌视感；我们还会意识到，就像我们原先所想的那样，我们事实上面对着矛盾情感这一情景。
不信任感无疑是君王塔布（Kinglytaboos）的动机之一，因此也是这种同样是潜意识的敌视感的另一种更为直接的表现形式。
说实在的，由于这种冲突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结果可见之于不同的民族之中，因此我们不乏例证，来更加清楚地表明这种敌视感的存在。
从弗雷泽的著作中我们得知，“在塞拉利昂，蒙昧的蒂姆人（Timmes）在选举自己的君王时，保留在加冕前鞭笞这位君王的权利；他们如此热衷于利用这一善意的合法权利，以致有时那倒霉的君王在登基后不久便一命呜呼了。
因此，当那些有权势的首领们怀恨某人并想将他剪除时，他们便拥戴他为王。”
然而，即使在这种令人瞠目的事例中，敌视感仍不为人们所承认，而是必须借着仪式得到表达。
原始民族对待其统治者的态度的另一个方面，使人想起在神经症中普遍存在，并在所谓的迫害妄想（delusioion）中得以显露的心理过程。
某个人的重要性被无限夸大，他的绝对权力被提升到最不可能的程度，这样患者便能更加轻而易举地让这个人来对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不幸，负起全部责任。
那些未开化的人们真是如出一辙地用这种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君王。
他们认为君王有呼风唤雨、司管阳光和天气的能力；如果上苍（Nature）不能在农事或狩猎中让他们大获丰收而令其失望的话，他们就会废黜抑或处死君王。
妄想狂患者（paranoics）的迫害妄想原型可见于父子关系。
在儿子的心目中，父亲往往被认为具有这种极大的权力；而且对父亲的不信任与对父亲的钦慕，紧紧交织在一起，当妄想症患者将某个熟人视为“迫害者”
时，他是将这个人抬举到父亲之列；是将这个人置于要对自己的一切不幸负全部责任的位置上。
因此，蒙昧人与神经症患者间的这第两个相似之处使得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即蒙昧人对其统治者的态度源出于儿童对其父亲的幼稚态度。
但是，将塔布禁忌与神经症症状相提并论的最强劲支持，来自于塔布礼仪本身。
这些礼仪对君王地位所产生的影响，在上文中已加以讨论。
一旦我们愿意承认这些礼仪所产生的作用正合其本意的话，那么这些礼仪肯定会向我们显露它们的双重意义并让我们看到，它们是矛盾冲动的产物。
塔布不仅仅是让君王出众并高高在上，它也让君王活受罪，使他的生活成为无法忍受的负担，并使他身陷困境远不如其臣民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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