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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图腾与禁忌--蒙昧人与神经症患者在心理生活中的某些相同之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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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丧葬有关的最令人不解、同时也是具有启发性的习惯做法是，禁止说出死者的姓名。
这一习俗流传极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得到表现并产生了重要的后果。
它不仅可见于澳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中（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保存最完好的塔布禁制），还可见于“彼此相距遥远的民族，像西伯利亚地区的萨莫耶德人（Samoyeds）、印度南部的托达人（Todas）、鞑靼地区的蒙古人和撒哈拉地区的图阿雷格人（Tuaregs）、日本的暇夷人（Ainos）及中非的阿坎巴人和南迪人（Nandi）、菲律宾的廷古安人（TiheNicobarIsland）、婆罗洲（Borneo）马达加斯加及塔斯马尼（Tasmania）等地区的居民（弗雷泽，1911b，第353页）。”
在上述某些地区，禁忌及其后果仅限于丧葬期内，但是在其中的另一些地区，则是永久性的；但是其严格性似乎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
避讳死人的姓名作为一条戒规是极其严厉的。
因此，在南美洲的某些部落中，当着亲属的面提起死者的姓名被认为是对未亡人的最大侮辱，对此的惩罚不亚于对谋杀的惩罚。
（同上，第352页）乍看之下，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人们那么惧怕提及死人的姓名；但是，其中所隐含的危险使得人们想出种种规避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从各方面而言，都是令人关注的，是重要的。
东非马赛人（Masai）的办法是，在一个人死后，马上就给他换一个新姓名；这样，人们就可以不受拘束地提及他，而所有的限制则仍然附着于老姓名上。
这种做法似乎预设，死人的鬼魂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他的新姓名（同上，第354页）。
在南澳的阿德莱德（Adelaide）和恩康特巴依（EnterBay）两部落一向都非常注意，每当有人去世，部落中所有与死者姓名相同或相似的人，都得换用新的姓名（同上，第355页）。
在维多利（Victoria）和美洲西北部的某些部落中，这一做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旦有人去世，其亲属不论有无谐音现象都得换名（同上，第357页）。
事实上，在巴拉圭的圭库鲁人（Guaycurus）中，当有人去世时，首领往往将部落全体成员的姓名都改掉；“从此，每个人都必须像从来就叫这个姓名一样，去记住自己的新姓名。”
更有甚者，如果死者的姓名刚好与某种动物或常用物品的名称相吻合，有些部落就会认为有必要给这些动物或物品另起名称。
这样称呼起来就不会使人想起死者。
这种习俗导致了语汇的不断变化，这给传教士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尤其是当这种变化具有长期性的时候，更是如此。
传教士多布里兹霍弗（Dobrizhoffer）在巴拉圭的阿维波内人（Abipones）中进行传教的7年时间内，“土语中的美洲豹一词被换了三次，鳄鱼、荆棘、牲口屠宰等词，尽管换得不那么勤快，但都被换过”
。
对说出死人姓名的畏惧，事实上已发展到避讳提到与死者有关的一切事物上；这一压制过程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这些民族无任何传统和历史记载可言，因此对它们的早期历史进行研究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同上，第362页以下）。
不过，有些原始民族采取补偿性做法，即在经过很长一段守哀期之后，死者的姓名被恢复使用在孩子身上。
因此，这些孩子就被当作是死者的托生（同上，第364页以下）。
如果我们心中有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未开化人们将姓名视为一个人人格（personality）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和一种重要的个人所有物，附着于姓名之上的这种塔布就会显得不那么太难理解了：因为他们把词语完全当成了具体事物。
正如我在别的地方（弗洛伊德，1905c，第四章）曾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孩子也是这么做的。
他们绝不会接受，词语间的某种相似并不一定有什么意义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始终认为，如果两样东西在名称上发音相似，这必然意味着它们在深层上存在着某种一致。
即便是文明社会中的成年人，也能够根据其行为中的某些怪癖（peculiarities）来推知，他差不多像他可能曾想过的那样，是在将事物的重要仅仅归于某些专门的名称，而自己的姓名也显然与人格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精神分析研究有关潜意识心理活动中名称有着重要作用的证据中，这一点也不断得到证实！
在对待名称这个方面，可以认为，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和未开化的人们在行为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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