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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文明及其缺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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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罪疚感的起源，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和心理学家的观点不同；即便是精神分析学家也不容易解释它。
首先，当人们问起罪疚感是怎样在一个人的心里产生的时候，我们便做出一个无可争辩的回答：当人们做了某件他们知道“很坏的”
事情时，他们就感觉到犯了罪（虔诚的人称之为“罪孽深重”
）。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回答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或许经过一阵犹豫，我们会补充说，一个实际上还没有干坏事，但只是意识到了有干坏事倾向的人，也会认为自己犯了罪；于是，人们就会问，为什么这种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被认为是和行动等同的呢？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将会预测到，邪恶已经作为一种应受指责的、不应付诸实施的东西被认识到了。
这种判断是怎样得出的呢？人们可能会拒绝这个存在着分辨善恶的一种原始的一一或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自然的——能力的建议。
邪恶往往根本不会损伤或危及自我；相反，邪恶也可以是某种他所期望的并给他带来快乐的东西。
显然，这里有一种外部影响在起作用；正是它决定了什么才可以称为善和恶。
既然他们自己的情感不会让人沿着同一条路走下去，他们就一定会有服从这种外部影响的动机。
在人们处于无助和依赖于他人时很容易发现这种动机，可以把这种动机最恰当地称为害怕失去爱。
假如一个人失去了他所依赖的他人的爱，他也将丧失对许多危险的防御，首先，他将冒这个风险，就是说，这个更强壮的人将以惩罚他的形式显示出这个人的优势。
因此，所谓恶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是威胁要使人类丧失爱的东西；由于对这种丧失的害怕，人们就必须避免这种丧失。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是否已经干了坏事和只是企图这样干坏事的一个小小的区别；在任何这两种情况下，只有当权威已经发现了这种危险，以及将要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以同样的方式做出行为来的时候，危险才会开始。
我们称这种心理状态为“邪恶的良心”
（badce），但是，实际上它不应该承受此名，因为在这个阶段，罪疚感显然只是害怕失去爱，这是一种“社会的”
焦虑。
在小孩子身上，这绝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而在许多成年人身上，也只是发生了程度上的变化而已，就是用较大的人类社会取代了父亲或者父母双亲。
因此，这些人习惯上允许自己干任何坏事，使自己获得想获得的东西，只要他们肯定没有任何权威会发现它，或者使他们为此而受到责备即可；他们的焦虑就只和害怕被察觉有关。
当前的社会必须考虑这种普遍的心理状态。
只有当这个权威通过超我的确立而发生内化时，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时良心的现象就会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确切地说，在此之前不应该谈论良心和罪疚感。
在这一点上，害怕被发现也就会停止活动，而且干坏事和希望干坏事之间的任何差别也会完全消失，因此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隐瞒着超我，就是思想也无法隐瞒。
确实，从一种现实的观点来看，情况的真正严重性已经消失了，因为就我们所知，新的权威，超我，并没有虐待自我的动机，超我本身和自我有密切的联系。
但是，使已经消失的东西重新复活却常常在发生学上表现出它的影响，这样，就使事情大体上保持了最初的状况。
超我用同样的恐惧感来折磨罪孽深重的自我，并且伺机使它受外部世界的惩罚。
在发展的第二阶段，良心表现出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在第一阶段并不存在，而且要说明它也是太容易的。
因为一个人越正直，他的行为就越严厉、越不信任，因此，最后正是那些对上帝最虔诚的人指责自己是罪孽最深重的人。
意思是说，美德丧失了它曾经允诺的某些奖励；顺从的和有节制的自我并不喜欢它的良师益友的信任，看来获得它是白花了力气。
现在，有人准备对此提出反对，认为这些困难都是人为的。
相对严厉的和警惕的良心正是有道德的人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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