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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并不完全适合于此种观点，即良心最初的攻击性应该是外部权威之严酷性的一种继续，因此和本能的克制无关。
但是，如果我们假设，超我的攻击性的这个最初的一部分有一个不同的起源，那么，这种不一致就被消除了，当权威不让儿童享受其最初的，但却是最重要的满足时，一定会在儿童心中引起相当强烈的攻击性冲动，不论向他提出的这种本能剥夺可能是什么，儿童必定会被迫放弃这些报复性的攻击满足。
他求助于我们所熟知的某种机制，为这种实际上非常困难的情况找到了出路，通过认同作用，他把自己同化到不会受到攻击的权威里去。
现在，这个权威就变成了他的超我，并具有了一切攻击性，这种攻击性是儿童本来用于对它施行的。
儿童的自我不得不使自己满足于这个权威的不幸角色——父亲——这个角色的地位已经下降了。
这经常是一种最初情境的颠倒：“假如我是父亲，你是我的孩子的话，我一定会恶劣地对待你。”
超我和自我之间的关系是被分化之前的自我和外部对象之间的真实关系的翻版，是被一种愿望歪曲了的翻版。
这也是很典型的。
但是，基本的差别在于，超我最初的严酷性并不——或者并不那么多地——代表已被从（对象）中体验到的或者归属于它的那种严酷性；相反，它代表的是一个人自己对对象的攻击性。
假如这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会真正地主张，良心从一开始就通过对一种攻击性冲动的压制而形成了，随着时间的进展又被同一种新的压制所强化。
现在这两种观点哪一种更正确呢？是那个从发生学上看似乎毋庸置疑的、较早的观点呢，还是那个以如此受欢迎的方式围绕在我们的理论周围的新的观点呢？显然这两种观点都各有道理，也都有直接观察的证据。
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矛盾，甚至在某一点上还是一致的，因为儿童的报复性攻击将部分地由他预料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惩罚性攻击的数量所决定。
然而，经验表明，一个儿童的超我所显示出的严酷性和他自己所经受到的虐待的严酷性毫无一致之处。
超我的严酷性似乎独立于后者之外；一个受到非常宽厚对待的儿童能获得一种非常严格的良心。
但是，夸大这种独立性也是错误的；我们不难使自己确信，严格的培养对儿童超我的形成也有强烈的影响。
总起来说，超我的形成和良心的出现是部分地受先天的素质因素和部分地受环境影响所决定的；这是不足为怪的；相反，这是所有这类过程的一个普遍的病因条件。
也可以说，当一个儿童用过分强烈的攻击和过分严厉的超我来对他的最初较大的本能挫折做出反应时，他遵循着一个种系发生的模型，并准备超越这种目前看来是正确的反应；因为原始时代的父亲无疑是令人恐惧的，人们可以把最大程度的攻击性归因于他。
这样，如果一个人把目光从个体的发展转向种系发生学的发展，他就会发现，良心发生学的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异将会进一步缩小。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这两个发展过程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差异。
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假设，即人的罪疚感的俄狄浦斯情结中有它的起源，并且是在父亲被联合起来的弟兄们杀死时才获得的。
那时攻击性不但没有受到压制，反而得到了实施，正是这同一种攻击行动，我们才把它在儿童中的压制看作是罪疚感的根源。
现在，如果一个读者愤怒地呼喊：“那么，一个人是否杀了他的父亲不就无关紧要了吗？——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罪疚感！”
在这一点上，我就不会感到惊讶了。
在这里我们应该允许人们有些疑问，要么把罪疚感说成是由受压抑的攻击性引起的，这是不真实的，要么说，关于杀父亲的整个故事是个虚构，原始人的孩子杀父亲并不比现代人更经常。
除此之外，假如这不是虚构，而是一段似乎可能的历史，那么，这就只能是我们都期望发生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人感觉犯了罪，是因为他真的做了什么不合理的事。
关于这件事，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每天发生的事情，但精神分析尚未对此做出任何解释。
这倒是实情，我们必须弥补这个疏漏。
对此也没有什么十分神秘的。
当一个人犯了罪，并由此而产生罪疚感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应该更恰当地称之为悔恨（remorse）。
这种悔恨只和做过的某种活动有关，它显然已预测到，良心，即罪疚感的能力，可能在行为发生之前就已存在了。
因而这种悔恨绝不能帮助我们找到良心的根源和罪疚感大致的根源。
在这些日常的例子里，事情的进程通常是这样的：一种本能的需要不管良心如何，而获得了实现满足的力量，这种力量也有它的局限性；因此，由于获得了满足，恢复了早期的力量平衡，需要就不可避免地减少了。
所以精神分析拒绝通过我们现在讨论的由于悔恨而导致罪疚感的情况是有道理的，不管这种悔恨多么经常地出现，也不管它们的实际重要性究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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