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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进化过程和个体发展的道路之间的这种类比，可以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再前进一步。
可以认为，社会也产生了一个超我，文化的发展就是在超我的影响下进行的。
让任何一位具有人类文明知识的人详细地做出这种类推是一个诱人的任务。
我将仅仅指出某些惊人的要点。
任何文明时代的超我和个体的超我一样，都有一个类似的起源。
超我是以伟大的领袖人物的人格留下的印象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些伟大领袖是具有杰出心力的人，或者是人类的某种冲动得到了最强烈和最纯洁、并且常常是最片面的表现的人。
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类比还可以更深入一步，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些领袖人物——经常地，即使并非总是——受到别人的嘲笑，受到虐待，甚至以某种残忍的方式被残害致死。
正像那个原始的父亲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在他被暴力杀害之后很久才又变成了神。
确实，如果耶稣基督本人不属于对那个原始事件的微弱记忆中被唤醒的神话一部分，那么，这种双重命运的最惊人的实例就非耶稣基督莫属了。
另一个我们可以同意的观点就是，文化的超我就像个体的超我一样，建立了严格的理想标准，如果不服从这些理想标准，就会受到良心的恐惧（fearofce）［第128页］的惩罚。
在这里我们确实遇到了异常的情况，即我们更熟悉的实际上是与此有关的心理过程，并且当它们从群体中被发现时，就比它们在个体中时更容易为意识所接受。
当个体产生紧张的时候，只有发出责备的超我的攻击性才使它自己被过分渲染地觉察到；而实际的要求则往往在背景中保持着潜意识状态。
假如我们想使它们为意识所知，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和流行的文化超我的戒律是一致的。
在这一点上，这两个过程（群体的文化发展过程和个体的文化发展过程）可以说总是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超我的某些表现和属性能够更容易地在文化群体的行为中，而不是在分散的个体中被觉察到。
文化的超我已经阐发了它的理想和建立了它的标准。
那些旨在后者当中，解决人类间相互关系的那些要求是伦理学的名义下构成的。
人们一直把最大的道德价值建立在伦理学之上，好像人类对伦理道德抱有特别的期望，期待它能产生某些特别重要的结果。
事实上，伦理道德主要是解决这个很容易发现是任何文明图式中最令人痛苦的东西。
这样，伦理道德就被看作是一种治疗上的努力——看作是一种用超我提出的标准来获得某种东西的努力——这个东西迄今为止并不是用其他任何文化活动方式来获得的。
我们已经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排除文明的这个最大障碍——人类相互攻击的结构倾向；正是为了这个理由，“爱邻犹如爱己”
这个训诫——可能是超我的最新的文化要求——特别使我们感兴趣［参见第109页及以下几页］。
在我们对神经症的研究和治疗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在两个方面对个体超我提出批评。
在用这种严酷性发布命令和禁律时，个体超我对自我的幸福几乎没有带来麻烦，它没有充分地考虑在服从它们时所遇到的抵抗——（首先）本我中的本能力量、（其次）现实的外部环境所展示的困苦。
因而，为了治疗的目的，我们必须和超我作斗争，并努力节制超我的要求。
对文化超我的道德标准也可以提出完全相同的异议。
文化超我也不太为人类的心理结构过于烦恼；它发一个命令，但绝不会问，人们是否能够服从它。
相反，它却假定，一个人的自我，在心理学看来能干任何要求他干的事，自我对本我有无限的控制力量。
这是一个错误，即使在所谓正常人身上，控制本我的力量也不可能超出一定的限度。
假如一个人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就会引起个体的反抗或神经症，或者使个体感到不幸福。
“爱邻犹如爱己”
这个训诫是对人类攻击性的最强烈的防御，是文化超我的非心理学活动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这个圣训是难以完成的；这样一种对爱的过分夸张只能降低它的价值，并不能排除困难。
文明对所有这一切并不予以考虑；它只是告诫我们，戒律越难以服从，服从戒律就越值得称赞。
但是，在目前的文明状态下，追随这种戒律的人往往使自己处于比那些蔑视他的人更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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