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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使神经通路的复杂过程得以清楚地阐明。
我一开始便选择延脑作为研究课题，而且是唯一的课题，这一事实是我的发展连续性的另一标志。
我后来的工作同我早年在大学学习期间漫不经心地广泛涉猎各门功课的特征形成了完全明显的对照：我形成一种把全部身心都集中在一个课题或问题上的倾向。
这种倾向一直保持了下来，而且也是这个倾向导致了别人指责我的所谓的片面性。
于是，我又像以前在生理研究室那样，成为大脑解剖实验室的一名活跃的工作者。
我的一些关于延脑中的神经通路的方向和神经核起源的短篇论文，就是我在维也纳综合医院的这几年里写的。
我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埃丁格尔（Edinger）的注意。
一天，梅纳特——甚至当我实际上已经不在他手下工作时，他仍然给我进入实验室工作的机会——向我建议，我应该明确致力于大脑解剖的研究，并且允诺要把讲授工作交给我，因为他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对于一些较新的方法已力不从心。
但是我谢绝了他的这个提议，因为我觉得这个任务实在过于重大；或许也可能是当时我心存这样的疑虑，即像他这样的大人物，凭什么待我如此好呢。
从身体的角度考虑，大脑解剖无疑就是生理学。
再加上顾及经济收入，我便开始研究神经方面的疾病。
那时，在维也纳医学界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可供这方面研究的材料分散在这所医院的一些不同科室里，也没有学习这门学科的理想机会。
无奈，我只好自学。
甚至刚刚因其关于大脑功能定位的著述而得到任命的诺斯纳格（Nothnagel），也没有把神经病理学（hology）与其他更细致的医学分支区分开来。
然而，在遥远的巴黎，沙可（Charcot）这个伟大的名字正在闪闪发光。
于是我打算，先获得维也纳大学神经病理学讲师的任命，然后去巴黎继续我的研究。
后来的几年中，在继续担任住院内科医生期间，我还发表了一些关于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的临床观察报告。
于是，我逐渐熟悉了这一领域。
我能够准确地指出延脑中的损害部位，以致病理解剖学家对我的诊断都无可补充。
我是维也纳第一个为了验证对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诊断，而把死者送去进行病理解剖的人。
我的诊断以及后来尸体解剖对诊断的证实，使许多美国医生慕名前来拜访。
我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对我科室里的病人讲授。
当时我对神经症所知甚少。
有一次我向他们介绍一种因长期头痛而患的神经症，把这种病说成是慢性局部性脑膜炎。
结果他们当然地群起反对，离席而去。
于是，我的不成熟的教学就此结束了。
这里我想补充两句为自己辩解一下，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这样的年代，其实，在维也纳，那些比我更有名气的权威们还常常把神经衰弱诊断为大脑肿瘤呢！
1885年春，根据我就组织学方面和临床方面的论文，我被认命为神经病理学讲师。
不久，由于布吕克的一份热情的推荐书，我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出国奖学金。
同年秋天，我到了巴黎。
于是，我成了萨尔伯特里尔医院的一名学生。
但是，在这些众多的外国来访者中间，开始我最不受人注意。
一天，我听到沙可说，因为战争，他的讲稿一直未能译成德文，他对此表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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