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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防弊之法，论者虽不以为然，然事实上卒不能废，且只有日益严密。
用人由用之者察度其才不才，谓之衡鉴。
鉴是取譬于镜子，所以照见其好坏；衡则取喻于度量衡，所以定其程度的。
用人若在某范围之中，用之者得以自由决定其取舍，不受何等法律的限制，则谓之有衡鉴之权。
若事事须依成法办理，丝毫不能自由，即谓之依据资格。
两者是正相反对的。
资格用人，起于后魏崔亮的停年格，专以停解先后为断，是因胡灵后秉政，许武人入选，仕途拥挤，用此为手段，以资对付的。
崔亮自己亦不以为然。
北齐文襄帝做尚书时，就把它废掉了。
回避之法，亦是防弊的一端。
此事古代亦无之。
因为回避之法，不外两端：（一）系防止人与人间的关系。
（二）则防止人与其所治的地方的关系。
在世官制度之下，世家大族，左右总是姻亲；而地不过百里，东西南北，亦总系父母之邦；何从讲起回避？地方既小，政治之监察既易，舆论之指摘亦严，要防止弊窦，亦正无藉乎回避。
所以回避之法，在封建制度下，是无从发生的。
郡县制度的初期，还毫无形迹，如严助、朱买臣均以胡人而为会稽守，即其明证。
东汉以后，此制渐渐发生。
《后汉书·蔡邕传》说：时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因此有三互之法（《注》：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也），是为回避之法之始。
然其法尚不甚严。
至近世乃大为严密。
在清代，惟教职止避本府，余皆须兼避原籍、寄籍及邻省五百里以内。
京官父子、祖孙不得同在一署。
外官则五服之内，母、妻之父及兄弟、女婿、外甥、儿女姻亲、师生，均不得互相统属（皆以卑避尊）。
此等既以防弊，亦使其人免得为难，在事实上亦不得不然。
惟近代省区太大，服官的离本籍太远，以致不悉民情风俗，甚至言语不通，无从为治。
以私计论，来往川资，所费大巨，到任时已不易筹措，罢官后竟有不能归家的，未免迫人使入于贪污，亦是立法未善之处。
选举之法，无论如何严密，总不过慎之于任用之初。
（一）人之究有德行才识与否，有时非试之以事不能知；（二）亦且不能保其终不变节。
（三）又监督严密，小人亦可为善，监督松弛，中人不免为非；所以考课之法，实较选举更为重要。
然其事亦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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