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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而其尤大的，则在带兵的人，利于兵多，（子）既可缺额刻饷以自肥，（丑）又可役使之以图利。
乞免者既不易得许；每逢水旱偏灾，又多以招兵为救荒之策；于是兵数递增。
宋开国之时，不满20万。
太祖末年，已增至37万。
太宗末年，增至66万。
真宗末年，增至91万。
仁宗时，西夏兵起，增至125万。
后虽稍减，仍有116万。
欧阳修说：“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远至吴、楚，莫不尽取以归京师。
晏然无事，而赋敛之重，至于不可复加。”
养兵之多如此，即使能战，亦伏危机，何况并不能战，对辽对夏，都是隐忍受侮；而西夏入寇时，仍驱乡兵以御敌呢？
当时兵多之害，人人知之，然皆顾虑召变而不敢裁。
直至王安石出，才大加淘汰。
把不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任厢军的免为民。
兵额减至过半。
又革去番戍之制，择要地使之屯驻，而置将以统之（以第一、第二为名，全国共91将）。
安石在军事上，虽然无甚成就，然其裁兵的勇气，是值得称道的。
惟其所行民兵之制，则无甚成绩，而且有弊端。
王安石民兵之法，是和保伍之制连带的。
他立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
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
五百家为一都保，设都保正副。
家有两丁的，以其一为保丁。
其初日轮若干人儆盗。
后乃教以武艺，籍为民兵。
民兵成绩，新党亦颇自诩（如《宋史》载章惇之言，谓“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欣然趋赴，马上艺事，往往胜诸军”
之类）。
然据《宋史》所载司马光、王岩叟的奏疏，则其（一）有名无实，以及（二）保正长巡检使等的诛求，真是暗无天日。
我们不敢说新党的话全属子虚，然这怕是少数，其大多数，一定如旧党所说的。
因为此等行政上的弊窦，随处可以发现。
民兵之制，必要的条件有二：（一）为强敌压迫于外。
如此，举国上下，才有忧勤惕厉的精神，民虽劳而不怨。
（二）则行政上的监督，必须严密。
官吏及保伍之长，才不敢倚势虐民。
当时这两个条件，都是欠缺的，所以不免弊余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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