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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教社作为社教界的学术团体，从1931年5月开始酝酿，同年底成立，抗战期间工作断断续续，1947年复社，事业开展集中在1932—1937年，按照历史分期实难展现其辗转腾挪、披荆斩棘的历史面貌。
我第一步所做的，便是重新厘定框架，按照社教社的“原本模样”
谋篇布局，不敢亦不能因外在框架而削足适履，失了敬畏初心。
专题化考量与储师兄规划相去甚远，如强行放入必突兀了整套书的完整风格，亦是我不愿不想的。
此时，储师兄麾下已兵强马壮，罗致30多人的庞大研究团队，远非2015年的十余人同日而语，我不习惯大兵团作战，自请辞去。
无论如何，我还是很感念这段学术合作上的缘起缘寂，以及由此催生出这本计划之外的专题研究。
社教社于我，是“熟悉的陌生人”
。
尽管从博士论文选题就进入民国社会教育领域，与社教社的核心社员如俞庆棠、孟宪承、赵冕、陈礼江、高阳等，四届年会，合办的洛阳、花县实验区等“打过交道”
，但七鳞八爪，散落在不同的知识板块中，且之前不管是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专题研究，还是社会教育长时段考量，我更多地关注的是“怎么做”
，甚少去涉及“为何做”
，它们也从未如此集中在一个资料谱系中。
从这个平台进入，突然发现，或轰轰烈烈，或细小入微的社教社事业背后，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人物一个一个粉墨登场，异彩纷呈。
在这个政学两界共同打造的社教共同体中，话语权争夺的背后，绝非简单的地域、学缘、理论体系、实践逻辑之间的纠缠，更有学术与政治、派系之间的博弈。
随着探索日深，发现社教社不仅仅是社教界的各路精英集聚之精神家园，还是大多数民国教育界的知识精英啸聚的江湖，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晏阳初、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梁漱溟、晓庄师范的陶行知、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和江问渔、中华儿童教育社的陈鹤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河南大学校长刘季洪、中华书局的舒新城、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大夏大学的邰爽秋等，都与社教社有着深浅不一的关系，蔡元培、吴稚晖更是被社员大会公选为荣誉社员。
通过这个视角，再看社教社的年会，比如第二年年会中心问题提案拟定，五组草拟提案的出台，其背后不仅有梁漱溟与晏阳初隔空开战，梁漱溟与国立中山大学的庄泽宣、古楳、崔载阳短兵相接，乡村教育派分脉络清晰浮现；更隐藏着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尚仲衣被驱赶，孟宪承、郑晓沧奔走相助的学术与政治的博弈。
我为发现事件背后的“人”
兴奋不已，更被他们对社教事业的情怀深深吸引。
有了事件背后的“人”
，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密码，以往碎片化、漂移的知识板块得以拼接、黏聚，史料渐有融会贯通之势，似乎不再那么需要刻意以求，它们便会自动联结一样，我逐渐体味到做系列研究的妙处。
2017年5月正式动笔，春节假期初稿完成，再到4月初定稿，其中虽有数次因各种杂事中断，但整体还算流畅。
印象最深的，是春节假期，家人都回了河南老家过年，我一个人在北京，每天两点一线，简单而忙碌。
过年期间的英东楼格外清静，从大年三十到初二，从早上8：00到晚上11：40，花了整整3天的时间，再次核对了社教社上千名社员的次章，并列出4个长短不一的表格，将繁复不已、不断变化的五届理事会中的理事、候补理事名单及他们在1932—1938年期间18次理事会议出席情况、主席、承担的主要社务一一厘清，一张复杂、纵横交错但清晰的人物关系谱系图自然生成，而一直隔开我和中国社会教育社之间的那层面纱，悄然滑落，结语部分自然流淌笔端。
那种笨功夫带来的成就感，足以抵挡一切学术独行的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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