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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经济发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生计的区域性差异已有相当大量的讨论，但中国区域性的地缘文化因素自古较强，特定的区域文化语境对士人与大众的观念和行为所产生的直接、间接影响，似应引起进一步的关注。
近代因西潮**击而引出的一系列文化、社会、思想、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多方面剧变不仅密切相关，而且相互影响、彼此互动。
就发展演变的阶段而言，京、沪和一些口岸或者已到后面的时段，内地则可能尚不同程度地处于前面的时段，或竟在两时段之间。
若必以整齐划一的阶段论去观察诠释问题，恐怕恰如陈寅恪所言：“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例如，清季的科举改革就有一个从考试方式和内容的改变到整体废除这一长达十余年的进程，甲午后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但又未正式宣布），再几年后作文方式也曾以策论取代诗文（有反复）。
对应试者来说，考试以新学是尚意味着中国腹地的读书人可能因买不到“新学”
书籍或买到因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
山西举人刘大鹏即大约到1895年赴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皇朝经世文编》及《续编》一类书，赶紧买回补习（参见刘氏的《退想斋日记》）。
可以想见，那些举人以下未曾出省应试的读书人，大概就只有等到考试内容正式改变的通告发出后才能认识及此，他们也就更加无法与口岸地区的时代发展同步。
且变化是自上而下逐步实行的：与京师的信息距离（而不一定是地理距离）越近，变得越快，反之亦然。
1898年夏，刘大鹏就注意到当地府学的考试题已改考策论，题目的内容也与时政密切相关。
而同日县学出的考试题却“仍是文、诗，并无策论题”
，这意味着县一级按旧法训练出来的学生到了府一级就很难考过据新法所出的试题。
1902年，清政府正式废八股而改试策论。
次年刘大鹏到河南开封再次应会试，又发现在山西还不多见的新学书籍“汗牛充栋，凡应会试者，皆到书肆购买时务诸书，以备场中查对新法”
。
可见不仅山西的新学落后于北京，即使同为内地且邻近如山西、河南，新学的传播也很不一样。
场中所考既然多为新学，两地读书人已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这样，清季最后十年的科举考试产生出来的近代中国最后一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士，在思想上和心态上恐怕已与传统的士大不一样；反之，这一代士人与中国最早一代的知识分子，其社会存在虽有根本的不同，在思想和心态方面，却每有相近之处。
正因为社会时段和思想时段发展不完全同步，一般人视为不两立的新与旧，不论在社会史意义上还是在思想史意义上，或者是在两者互动的意义上，都不是那么截然两分，毋宁说更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第一代知识分子胡适的少年情形体现出思想时段和社会时段的不同步现象在废科举之后依然存在。
胡适曾回忆说：20世纪初年他在安徽绩溪家乡尚以为“中国的古文明已经自足，除船坚炮利外勿需向尚武而唯物的西方学习”
，可知此时胡适的思想在接受西方一面尚不如张之洞，实更接近曾国藩，颇类“思想在湘乡南皮之间”
的陈寅恪。
胡适的这一“美梦”
是到上海读了梁启超的《新民说》等文章后才被打破，如果从近代思想时段和社会时段及区域发展不同步的角度去观察，“绩溪胡适”
与“上海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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