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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理论与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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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对西方主流学术的了解不足,我们不少人认知中的“西方史学”
,实多误解。
一个最大的误解便是以为西方史家长于理论分析,而中国史家则长于搜集史料。
持这一看法的学者还不在少数,其实他们的误解还不止西方,根本包括中国在内。
今日西方中国史研究在资料建设的投入和学者利用资料的能力上,与中国学人相比,真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例如美国学生做博士论文,通常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花一年以上(有时是两三年)的时间查阅和搜集资料;而我们的史学博士生可以用于查阅资料的经费通常不足千元,连在国内选一个地方看资料都只能限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所以西方中国史研究绝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长于“理论”
和分析,而是在资料占有上远胜过我们一般的学者。
我们千万不要只看到西方学者善于分析的长处,应注意别人写一篇论文或一本专著的时间通常比我们要长许多,使用的资料一般也更多。
这里当然有所谓“硬件”
方面的经费问题(如我们大学图书馆的购书经费就简直不能与西方大学相比),未必是学人之力所能及者。
但经费的使用是可以有无数方向的,将主要的经费用于史料的搜集,正提示了其学术倾向之所在(在这方面我们许多人恐怕同样经不起检验,我们的“课题”
经费中有多大部分是真正用于史料搜集固然人各不同,但在比例上一般不如欧美教授和学生,大约也是不争的事实)。
假如欧美学者在资料占有上常胜于我们的学者,而他们真又长于理论分析,则我们的史学还有多少竞争力呢?不过,据我的了解,这方面也有所误解。
实际上,在所有的人文和社会学科之中,西方史学对“理论”
的抵御既是长期的,也是最“顽固”
的;前两年这一现象便曾引起美国史家的讨论,而且仍未出现史学应该更加“理论化”
的共识。
倒是我们中国的新史学,反更重视理论。
这也有较长久的历史渊源:以乾嘉朴学为表征的清代汉学,是在反抗理学专重“义理”
的倾向中树立起自己的学术正统地位的,到了道光、咸丰时期,复因拙于“义理”
而走向衰落。
既然义理为重,以文字训诂见道的“汉学”
就不得不逐渐从中央退居边缘,结果道咸以降的学问大家(即使是宗“汉学”
者)都特别重视义理。
在讲究义理的倾向下,中国“新史学”
从20世纪初年开始即以追求历史规律性解释为目标,这对整个20世纪的史学有着虽或隐或现但其实相当深入的影响。
后来“以论带史”
(甚至“以论代史”
)观念的提出,以及相当时期内对此的争议(注意:许多争议侧重的并非“是否”
要以论带史,而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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