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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在诗外？——学术刊物的社会定位与编辑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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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言学术机构改革者，多指出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等学术机构都有沉重的社会负担，即必须承担所辖人员的吃穿住等“后勤”
事务。
许多人也都寄希望于此类社会功能的逐步减除，俾学术机构的领导人更能将其注意力主要置于发展学术之上。
目前我们学术机构的社会负担沉重，部分可能源于几十年前的学习苏联模式，同时恐怕也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学通常都有一个短暂的“军管”
过程相关，盖后勤的保障以机构形式落实到基层的连队，正是军事家的习惯思维。
50年代前与后的中国大学，其总务机构的大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在思想观念和榜样的树立方面，则注重此类“功夫在诗外”
的建制，似乎还渊源更早。
像研究所这样的学术机构出现稍晚，但大学的建立则始于清末新政时期的兴办学堂。
章太炎注意到：当时兴学堂主之最力者为张之洞，由于张氏“少而骄蹇，弱冠为胜保客，习其汰肆；故在官喜自尊，而亦务为豪举”
。
此风气也影响到他办学：“自湖北始设学校，而他省效之。
讲堂斋庑，备极严丽，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
山西举人刘大鹏那时的观察可以印证太炎之所见，刘氏曾到省城参观各新立学堂，见其建筑“均极雄壮”
，颇能体现当时“学堂规模只是敷衍门面”
，讲究“铺张华丽”
的特色。
这样的传统显然一直传承下来，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在1936年论大学教育时说：“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
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其次则为图书设备，“一个大学必有众多超卓的学者，才能感得图书设备的重要”
。
但当时中国许多大学校长却反其道而行之，“不置图书，但事建筑馆舍”
。
这大概也是今日许多大学校长的写照，他们最为关注者正在于建筑馆舍。
某重点综合大学的图书馆长曾因书价猛涨而提出希望增加拨款，主管财务的副校长问道：“去年买的那么多书都已看完了吗？”
此非杜撰，而是真人真事。
不仅该馆长当时即感啼笑皆非，闻者也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至于教授的人选，更几乎是校长们最后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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