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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注着每一外国人及外来事物与湖南的接触，实际上几乎对所有这些接触都持怀疑的态度，因为都可能引发湖南的内乱；而他也只是在无法抵制的现实情形下被迫接受外国的入侵。
在皮氏眼中，所有的新政措施都是为了防止或预备外国事物的强行进入湖南（这也是其他新政推行者的一个重要考虑，但似乎不到皮所强调的程度）。
这些内容只能专文探讨了。
[77]有意思的是那时康梁师弟间对保国与保教的问题反生歧异，这只能另文探讨了。
[78]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九日。
[79]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见《谭嗣同全集》，上册，167～168页。
民初新文化运动在观念上的先驱主要是严复，而在实践层面尝试从文化学术上“以夷变夏”
则或开端于湖南。
[80]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九日。
[81]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日。
[82]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七日。
[83]叶德辉致熊希龄，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载《湘报》，第112号，页447B。
[84]黄彰健的《论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
的政治活动》（《戊戌变法史研究》，1～54页）一文论康之转变甚详，极有参考价值，但黄先生立论也时有牵强处。
[85]关于这一点，参见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
[86]民权和平等观念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关怀国是的士大夫都不能不虑及的，故对其有疑虑不一定就表明“守旧”
。
在1897年已在思考“西洋人人有自主之权”
（彼时已思及此当不算旧）的杨度就认为“人人有权则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至于人人无自主之权矣”
（转引自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534页）。
这与宾凤阳等的思路甚接近，后者也说：“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
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
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
。
《宾凤阳等来书》，见《虚受堂书札》卷一，页52B～53A。
[87]谭嗣同：《上陈右铭抚部书》，见《谭嗣同全集》，上册，276～280页。
[88]这些文献在黄彰健文中已详细引述，参见其《戊戌变法史研究》，371～390页。
黄先生已注意到，两次反新政的奏摺（前摺未见全文）中尚未见涉及民权等敏感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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