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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啻“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
。
[8]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发表于1914年11月，次年初即有日本“二十一条”
的提出，虽印证了“亡国”
的现实紧迫性，然而在危难之际，举国兴起一股“爱国”
的**，与陈文主旨适相对立。
在这样的情景下，何以陈独秀反能以先见之明警醒世人呢？一是因为他的意见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一个倾向，即眼光向外，探寻中国问题的外在解决[9]；二是因为袁世凯政府未能审时度势，很快开始大举“筹备帝制”
，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以共和制取代帝制，本是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尝试一种前所未有且所知不多的全新政治体制，对任何个人和群体，皆非易事。
入民国后，用当时人的话说，国体改变已是定局，对新政治模式的探索，主要落实在政体层面。
观各类非“革命派”
人士的言论，不论其内心是否赞同民国，大体都在接受国体改变的现实之下，探讨未来政治运作的各种可能性（康有为等更将政治提升到政教的高度）。
[10]而“筹备帝制”
的举动，一方面把国人对共和的思考从政体引回到国体层面，同时也使国人本已外向的眼光又被引回国内。
从晚清开始，由于时人强调从“大一统”
向“列国并立”
的转换，“国家”
很大程度上从纵向的上下关系转为横向的中外关系（例如，“国乐”
以前是指最上层的国家级乐典，而后来则专指与异域音乐区分的中国音乐。
两者大致是“国家”
的代表，但一是内在的，侧重上下；一是外在的，指谓各国之一的中国）。
因此，当眼光向外时，更容易体现国与民的一致；而眼光一旦内转，便可能看到国与民的对立。
就袁世凯一方而言，走向帝制或许是解散国会之后的自然发展。
但其间的“二十一条”
风潮大大改变了民风士气，在中国兴起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风潮；如何凭借此东风以整合内部，既是当政者的机遇，也是其所面临的问题。
从技术层面言，当年北京政府在外交上不无成功之处；然其最终对日屈服，仍成为国耻的象征。
[11]此时不展现“卧薪尝胆”
的雪耻意愿，反欲改变国体，适从政府角度予人以“国不足爱”
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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