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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但是，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之一，周作人也面临与胡适相同的“我们”
与“他们”
问题。
在有意的层面，他也像胡适一样强调新文化人与清季人的区别，故指出：清季的“白话运动是主张知识阶级仍用古文，专以白话供给不懂古文的民众；现在的国语运动却主张国民全体都用国语”
。
在下意识中，周作人自己也仍有明显的“我们”
与“他们”
之分。
他说：对于国语，一方面要“尽量的使他化为高深复杂，足以表现一切高上精微的感情与思想，作为艺术学问的工具；一方面再依这个标准去教育，使最大多数的国民能够理解及运用这国语”
。
这意思，也就是先由“我们”
来提高，再普及给“他们”
。
[22]
普及与提高孰先孰后，是文学革命发展到更具建设性的国语运动后越来越受到注意的问题。
主要的趋势显然是先要普及。
周作人在1922年观察到：那时已有人认为民初的白话文仍“过于高深复杂”
。
他认为，国语运动中这种专重普及的趋势看上去似乎更大众化，其实正体现了清季白话运动由菁英面向大众这一取向的遗绪。
那种“准了现在大多数的民众智识的程度去定国语的形式的内容”
的态度，恰是仍在分“我们”
与“他们”
的心态，以为国语也不过是“供给民众以浅近的教训与知识”
。
用一句大陆二三十年前通行的话说，这很有些“形左实右”
的味道。
周氏提出，国语更主要是作为“建设文化之用，当然非求完备不可”
。
而民初白话文的缺点，正“在于还未完善，还欠高深复杂”
。
要建设，就要改造，而改造的主要方向仍是提高。
他说：“我们决不看轻民间的语言，以为粗俗，但是言词贫弱，组织简单，不能叙复杂的事情，抒微妙的情思，这是无可讳言的。”
因此，“民间的俗语，正如明清小说的白话一样，是现代国语的资料，是其分子而非全体。
现代国语须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合而成的一种中国语”
，除民间现代语外，还要“采纳古代的以及外国的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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