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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多数昔日的维新党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都已“落伍”
而成守旧派了。
但是，恰恰是在后来林氏公开认同的传统范畴里，一个只有举人功名的小说家是没有资格作士林代表的。
两者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了。
从传统“旧”
观念看，小说家者流绝不能进入儒林正宗。
胡适在1923年说：“小说向来受文士的轻视，但这几十年中也渐渐得着了相当的承认。”
[8]胡适这里说的“文士”
应再加界定，因为纯粹的“文士”
本身也是受到儒林正宗轻视的，小说家又等而下之。
而所谓渐渐得着了承认，也不过是那几年才开始，绝非几十年间的事。
胡适和鲁迅等人的一大努力，就是要为小说和小说家正名。
用胡适的话说，就是要给小说以“现代学术荣誉”
，也就是要“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
。
[9]在这一点上，新文化诸人与林纾其实是相互配合的。
小说得到社会的重视，与林氏的努力和成就分不开；但得到学界的承认，却是新文化人努力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文化诸人不过是步林氏的后尘而发展之。
唯他们在此同时却把以译小说而成名的林纾作为攻击的对象，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诡论现象。
进而言之，也只有在小说已可以与经学等正宗学科争正统之时，小说家才有自信和可能出来代表传统一边立言。
林纾能成为文学革命反对派的“领袖”
，其实也是文学革命本身促成的。
若仔细考察，小说家林纾在士林地位的上升，正与20世纪初年的尊西趋新的大势相关，更与这一大趋势的直接产物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有直接的关联。
实际上，林氏一生事业转折的契机，就是翻译西方的小说。
林纾一生事业的**，大约是出任京师大学堂的文科负责人。
而他初与北大发生关系，恰是靠译书成名，进了附属北大的译学馆。
林纾后来能由译学馆转任教职，教授国文并终至文科两教习之首，据说是靠了实际主持教学的桐城派大人物姚永概的提携。
早年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中不乏进士，林竟然能以举人而任“首席教习”
，固然因其作文能得桐城义法，但多少也借了破旧立新的光。
中国自从“文苑”
与“儒林”
分家以来，纯文人不仅死后进不了《儒林传》，生前也多不能为士林正宗的社交圈子所接受，更不可能在与“国子监”
略同的京师大学堂里位居正统士人之上。
一个只有举人功名且属小说家者流的文人而能居士大夫之上，正是传统已崩坏的典型表征。
林氏不仅自身参与了早年的“反传统”
，而且是传统崩坏的直接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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