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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五四”
使科学从“个人的嗜好”
变成了“集体的自觉”
。
[67]不仅科学，在其他很多方面，“五四”
也起到了变“个人嗜好”
为“集体自觉”
的类似催化作用。
[68]
“五四”
前大受青睐的“个人”
，因学生运动而开始淡出，时人的思想和行动都转而朝着强调群体的方向发展。
不少知识菁英和边缘读书人关注的重心逐渐从文化向政治转移，也是“五四”
后日益明显的趋势。
[69]但同时也有相反的观察，戴季陶在1919年末注意到，“今年所发生的新出版品，无论是月刊、周刊、旬刊，都是注目在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差不多没有人去研究”
。
即使偶有讨论政治问题的文字，“也引不起人的注意。
而且多数热心的人差不多都很厌弃这一种著作”
。
他本人也不例外，但现在开始反思：“我们所希望之社会的改革，是不是和一切政治的问题能够绝缘的呢？”
他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厌弃政治”
，不仅要研究政治，还要投身于政治。
[70]
戴氏所说被“社会”
一时压倒的“政治”
，隐约指向今人所关注的“国家”
（state）。
那时与“社会”
共同兴起的还有个人、世界、人类、思想、文化等范畴，它们之间相互也颇有竞争，[71]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便是“非国家”
。
不仅傅斯年表示他只承认大的人类和小的“我”
是真实的，两者“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都是偶像”
；[72]沈雁冰稍后也喊出“我们爱的是人类全体，有什么国？国是拦阻我们人类相爱的”
！
[73]“个人”
逐渐淡出后，这类“非国家”
的倾向此后仍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亦即从个人向群体的转移却不一定表现在“国家”
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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