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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人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起而反击张君劢的人生观言论。
由于“科学”
作为西方文明（优越或不足）的象征更胜过其实际内容，论战表述的随意性之另一典型体现即各方在学理方面准备都不充分。
时人已对论战的表述水平感到失望，陈独秀即说辩论双方未能将讨论集中在“科学与人生观”
之上，他认为张君劢的文字固然更加枝蔓，但科学派的文章也“大半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令人看了好象是‘科学概论讲义’”
。
[39]其实丁文江等本意正不在此而在彼，丁氏对此说得很明白：玄学家如果自己研讨其本体论，可以不必反对；他所顾虑的是青年上了玄学家的当。
当时唯吴稚晖是解人，他根本认为“学问的法宝”
谈得太多才是把官司“打到别处去了”
。
胡适在论战当年也与陈独秀有同感，以为论战者多未弄清楚科学的人生观究竟何义；但他到晚年更具后见之明的优势时，则转同意吴的看法，指出丁文江本清楚这次讨论“最重要的问题”
是“科学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欧洲的破产是不是科学的责任”
；但他不幸提出了“科学的知识论”
问题，结果“把本题岔到别的问题上去了”
。
[40]我们今日研究这一论战，恐怕也应该回到当事人更关注的“本题”
吧。
不少后之研究者之所以也有类似陈、胡当年的失望感，或者即因为他她们在心中预设了一个理想的（有时甚至是超越于论战者时代的）论战标准，然后再以此标准来衡量论战本身。
[41]其实论战的当事人之所欲言（当然各有侧重）与这些失望者之所欲观本未必一致，前者真正关怀和关注的，并不一定在于“科学”
和“人生观”
本身究竟应如何界定，以及两者是否或怎样冲突等问题。
后之研究者若仅将注意力集中于双方言论的概念层面（这是迄今为止研究得最多的），或不易把捉到论战诸人的真实心态。
如果返其旧心，以“了解之同情”
的态度去考察时人立论时的心态和意愿，也许所得便会不同。
当然，论战者虽有其特定的关怀，但其各种表述仍围绕着“科学”
这一核心观念进行，故“五四”
人心目中的“科学”
究竟何义，的确是应该澄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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