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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有半个月是比较平静的。
但是，在9月14日，不得人心的拉玛扬被免职这件事引起了一系列新的骚乱，断断续续地拖延到月底。
群众得以在多少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在新桥上高呼亨利四世万岁，在格累夫广场焚烧拉玛扬的肖像以表达他们的满意心情；但是，群众企图袭击圣马丁街那边的巴黎近卫军司令杜布瓦爵士的市内住宅时，却引起了一场可怕的屠杀，当时军队向被围在狭窄的梅莱街上的群众开枪射击——据哈代说，有50人死亡，25人被捕，不过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夸大[20]。
一星期后，法院回首都一事引起进一步的骚乱。
这一次，在大学区发生了一场流血冲突，在那里，有200名青年拿着火炬和月桂花束高呼“亨利四世万岁！
法院万岁！
打倒四条腿的坏蛋[21]”
，这时法兰西警卫军在哈普街向他们发动袭击，造成若干伤亡[22]。
9月30日，杜布瓦爵士在接受一万里弗奖金和彼龙涅武官勋位后提出辞呈，骚乱也就告一结束[23]。
后来，最高法院和巴黎警察局编制了由于这些暴动而负伤、被捕或被判刑者的名单，这些名单使我们了解到那些参加暴动的是什么人和他们来自哪些地区。
约有50个人注明了职业，其中24名是帮工、学徒、体力劳动者和其他工资劳动者；10名是手工业作坊老板；16人是小商贩和小店主。
他们大多数来自骚乱的主要中心——老城区、圣日尔曼郊区和首都中央及北城各区。
奇怪的是，尽管哈代坚持说圣安东郊区的“贱民”
曾经在8月末参加了暴动，但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从这个区来的[24]。
总的说来，这些记录表明：巴黎的无套裤党人已经作为决定性力量参加了反对政府的斗争，但是还没有作为资产阶级的同盟军来参加；真正的革命危机还没有到来。
1788年至1789年的冬天，这种情况有了发展，并且使各阶级做了一次彻底的重新配备。
当时发生普遍歉收现象，7月，在巴黎地区，一场意外的雹灾打坏了谷物。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因此使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并进一步使成千上万的乡村居民涌进了首都；12月，据哈代记载有8万人失业。
巴黎市场上4磅重面包的价格在11月8日上涨到12苏，28日涨到13苏，12月11日涨到14苏，最后，在2月1日涨到了14苏半；直到巴士底监狱陷落前，面包一直保持这个价格[25]。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登上了革命舞台。
冲突的原因深深植根于旧制度中。
一方面，近百年来，殖民地贸易、土地价值和奢侈品的消费已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资本投资和制造业的扩展到处受到特权组织、封建地主和政府的限制，限制资本家的根本自由：雇用劳动力的自由，生产的自由和购买与销售的自由。
不过，虽然是由于这种深刻的社会对立，才使得接着发生的冲突终于变得十分尖锐和得到那样的结局，但是，资产阶级和特权阶级的冲突，在开始时仍是从三级会议的代表和表决问题上引起的。
巴黎最高法院在9月已经开始失去其作为人民自由代言人的声誉，因为它要求三级会议应该按照1614年的方式组成，也就是说每一个等级应该选出同样多的代表，并且以等级为单位进行表决。
12月，王族发表宣言，更加直接地表示他们要坚持维护自己的特权。
然而，内克尔说服了国务会议准许第三等级选出名额多一倍的代表；可是，关于“以人为单位”
（如资产阶级所要求）或者“以等级为单位”
（如贵族和僧侣所坚持）来进行表决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终于在勒恩地方导致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流血冲突。
到1月，各种力量的重新配备已经日趋明显，马勒·杜班注意到，这时已经不再是国王和特权阶级之间的立宪冲突问题，而是“一场第三等级和另外两个等级的战争”
[26]。
2月，修道院院长西哀士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出版以后，把冲突推到更**；在这本小册子中，资产阶级第一次要求掌握国家的命运，而不顾及其他等级的愿望或特权。
就是在这种危机加深和政局动**的情形下，圣安东郊区在4月末发生了累维伊扬**；这些**被人们称为革命的第一次群众大暴动[27]，虽然把它们叫作旧制度下的最后一次暴动也未尝不可。
累维伊扬是一个获得成功的糊墙纸制造场主，他的总厂坐落在圣安东郊区大街附近的蒙特娄街上，约雇用有350名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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