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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向凡尔赛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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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进军凡尔赛的结果使国王回到首都，从而完成了巴黎的七月革命。
只要宫廷和国王还留在凡尔赛，少数活跃的代表还能够和宫廷勾结起来破坏国民议会的制宪计划，那么，实际政权就仍然是由革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少数开明贵族的支持）和旧制度的拥护者分别掌握着。
国王拒绝同意人权宣言和国民议会的最终会导致废除封建地主制度的8月4日有名的决议，关于“否决权”
的长期斗争以及经常有人阴谋把国王拐到远离巴黎的安全地带，所有这些都表明七月革命的成果是如何靠不住。
十月暴动就为的是巩固这些成果。
把国王置于国民议会、巴黎市政府和各区大多数人的严密监视之下，并在国民议会内部摧毁保守的“英国派”
的势力，这就使君主立宪派确立了统治地位，这种情况在巴黎从贝野长期担任市长和拉斐德长期担任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上得到了反映。
当然，我们还必须指出：由于把国民议会本身置于巴黎“贱民”
——其中比较活跃的分子已经开始拥上讲坛，而且经常影响议会中的辩论——同样严密的监视之下，这就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种发展既不是10月的胜利者所能预见的，其结果也不是他们所欢迎的；不过，这当然还是未来的事。
然而，君主立宪派（他们显然是暴动的直接受惠者）并不急于夸耀他们的成功，或者向全世界表明他们怎样取得了这些成功。
当警察局关于10月6日事件的调查报告在1790年3月发表的时候[1]，它得到了国民议会大多数人的同意；然而，它不仅没有暴露事件的真相，而且起了一种真正的烟幕作用，转移了人们对10月“**”
事件真正主使人的注意。
这份调查把国王被人们粗暴地和匆忙地挟持到巴黎，说成是解释得很含混的奥尔良派阴谋或者是丧失名誉的米拉波险恶的计划所造成的结果。
这种说法很能迎合宫廷、警察局、巴黎市政当局和议会中统治党的心意；如果把事变的真相暴露，说它是控制国民议会和巴黎市政厅的可尊敬的资产阶级和开明的贵族对于一个长期酝酿着的计划的执行，那就太没有政治头脑了。
毫无疑问，米拉波、奥尔良甚至拉斐德在事件中起的真正作用是蒙着一层神秘的幕布的——警察局的调查有效地加厚了这层幕布。
本章的目的并不是要重新分清有关的各党派各有什么罪行或责任；亚尔培·马迪厄在已有的条件下，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2]。
我们在这里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如果那些最直接受惠于这些事件的人一点也没有对十月暴动进行有效控制，就像他们对巴黎七月革命进行过控制一样，那就实在太奇怪了。
在一定范围内，他们在10月会和在7月一样毫不犹豫地利用“贱民”
的愤怒和革命动力来达到他们确定的政治目的。
国民议会中间派的一位深受尊敬的成员杜索院士在8月26日就已经和总包税人奥日阿说过，一定得把国王弄回巴黎来——必要时可以使用暴力。
难道他没有这样说过吗？[3]巴那夫在事变发生后曾写信向他的多飞内区选民解释暴动的必要性——尽管事变的某些现象无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并且赞扬巴黎城又一次挽救了“公众自由”
，难道他没有这样写过吗？[4]
关于十月事件的主要政治后果和责任，就简要叙述这些；但是，巴黎的“贱民”
已不再是软弱无力的从犯，他们并不愿意在10月仅仅为君主立宪派的利益进行暴动，正如他们在7月不愿意仅仅为了罗亚尔宫或者巴黎选举人而举行起事一样。
他们虽然可能和所有的“爱国者”
一样，对于凡尔赛策划的新“阴谋”
抱有一般的恐慌，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特别迫切的要求。
巴那夫经常表现出比他的大多数同事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社会现实，当他写信给他的选民时，他唤起他们注意这种利益的分歧，他指出：在十月事件中“资产阶级”
和“人民”
虽然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中携手合作，但前者完全是受着想要击败贵族阴谋的驱使，而后者在具有这种愿望的同时，也同样关心面包的缺乏[5]。
这种双重利益决非十月事件所特有；但是认清了这一点，就是对于这一事件至少有了初步的了解，而我们知道，这一事件在某些方面是比其他类似的革命事件更为神秘莫测的。
如果我们先试着追究一下这些不同趋向的根源，研究它们的发展，看看它们怎样汇合成为10月5日的共同行动，我们也许对于这一事件就能了解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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