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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一面高呼着要面包，一面向格累夫广场前进[49]。
公社的领导人艾贝尔和硕默特最初想用一套动听的言辞把他们骗走；但在艾贝尔的提议下，大家同意他们可以在第二天上午11点重新集合，到国民大会去，要求对囤积者和政治嫌疑犯采取严厉措施；雅各宾派也答应参加。
当天下午，公社命令所有作坊于第二天停工，以便老板们和帮工们都能参加游行示威。
但是，假设我们因此就和丹尼尔·古林一样认为9月4日的“暴动”
主要是工人阶级的事情[50]，那我们应当注意到，公社在同一次会议里还下令集合一部分军队来驱散为面包和增加工资而游行示威的建筑工人[51]。
虽然4日最初**的主要动因是物价和物资供应问题，可是在5日示威游行时发表的许多演讲中，它们似乎又一次被轻易地忘掉了。
不过却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决定：各区一星期内只能开会两次，贫穷的无套裤党人每次到会可以领40苏的补助金；要拘捕嫌疑犯；要把拖延已久的“革命军”
建立起来，这支军队作为恐怖时期的有力工具，要保证巴黎附近乡村对这个城市充分供应食粮和肉类。
但是，当前的问题仍然存在，危机一直没有平静下来[52]。
国民大会在试行了并且讨论了各种其他办法之后，终于在群众压力下屈服，于9月29日通过了有名的普遍实行最高限价的法律，限制大批生活必需品以及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服役的价格[53]。
因此而产生的新问题是将来的事情。
就目前说，店主、师傅和帮工们都热烈欢迎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最高限价。
一个内政部的密探这样写道：“人民都欢迎国民大会关于重要生活必需品限价的法令。”
[54]雅各宾派和无套裤党的联盟似乎很顺利，至少在巴黎，这种联盟是共和国第二年建立革命政府的基础。
[1]然而，直到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以前，住在由别人供应家具的房屋以及公寓中的工人和其他人似乎还不能参加选举（国家档案馆文件：F7*2520，对开本第53页）。
妇女和家庭仆役当然仍然没有选举权。
[2]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公社》（Launedu10ao?t1792），第267页；汤普逊：《法国革命》，第297—298页。
[3]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8卷，第395期。
[4]斯·埃·哈里斯：《指券》（S.E.Harris，TheAssignats），1930年哈佛大学版，第102页。
[5]关于详细记载（主要是根据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中巴黎各区的警察报告），参看乔冶·鲁德：《1793年2月25、26日的**》（“Lesémeutesdes25.26février1793”
），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30期，1953年，第33—57页。
[6]亚·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145—146页。
[7]不幸的是，这三个区属于在整个**时期没有保存下任何审讯记录的30个区之列。
但是，从警察局和监狱登记处以及警局督察处的一般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14个区的一些情况。
[8]参看1793年2月27日巴黎公社给国民大会的报告：“骚乱突然猛烈地爆发了；从发生骚乱的中心以闪电一样的速度蔓延到本市各边缘地区。
财产遭到了侵犯。”
（国家档案馆文件：C247，第360号，对开本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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