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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人可以争辩说,这样的人并不能完全代表巴黎“贱民”
,因为就他们参加革命事件的情况看来,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少数斗士。
但是,这一点却不能过分强调。
诚然,对于一小批“领导人”
或者(如卡隆所称呼的)“活动家”
(这些人甚至在看来好像是最自发的运动中都可能起过一些作用)说来,认为他们与众不同可能是正确的;关于这些人,我们在以后的一章中还要谈到。
而且,这种说法无疑也可以用到这样一些无套裤党人身上,他们在共和国第二年曾在各区起过积极作用,或者担任过地方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乃至于公社的委员(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很少是工资劳动者):他们自然就是“无套裤党”
这个名词在其社会政治意义上所最常指的那些人。
毫无疑问,我们也应该把公认的巴士底攻克者、1792年8月猛攻图伊勒里宫的或在牧月武装向国民大会进军的那些人,乃至在1791年春天和夏天用直率的政治语言斥责制宪议会和国民自卫军的几百人(我们已经看到过厨娘康斯坦·埃符娜的例子),看作是少数斗士。
但是我们却很难同样有把握地把这个名称用到捣毁累维伊扬住宅的体力劳动者和帮工身上,很难用来指那些在1792年至1793年闯入杂货商店强行规定他们自己的群众性物价管制形式的男女,很难用在那些赞扬九月屠杀的许多人身上(甚至用在屠杀者本人的身上),或者用在10月向凡尔赛进军、在牧月为面包和1793年宪法而示威游行的那些妇女身上。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作出这种区别呢?这自然涉及比本章所讨论的更为广泛的问题。
在我们研究了把群众吸引到一起并使他们发挥出革命精神的各种动机和其他形式的推动力量以后,我们也许就能够更有把握地来回答这一问题。
[1]米拉波和拉斐德自然是贵族——正像不太著名的人物如圣费利的谬斯基讷与圣杜律治侯爵等也是贵族一样。
罗伯斯庇尔和丹敦以前是律师、德姆连、布里索和艾贝尔是记者,马拉由医生转为记者。
西哀士和雅各·卢是教士,桑代尔和勒冉德尔是生意兴隆的商人,马伊雅是法庭职员,美洲人富尼叶是一个小康的资产阶级的儿子。
甚至于共和国第二年巴黎国民自卫军所谓无套裤党总司令安利奥,也是以前的海关职员,虽然他的母亲是一个家庭佣仆。
在次要的但尚为人们所知的革命领袖中,也许唯一的真正无套裤党(就这一被滥用了的名词的真正社会意义而言)是罗西诺耳将军,他以前是一个金匠帮工。
[2]参看附录三。
[3]参阅本书第40页以下。
[4]参阅附录三和附录四。
[5]国家档案馆文件:E1a886。
[6]国家档案馆文件:E24691。
[7]参阅本书第77—80页。
[8]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506页。
[9]参阅本书第8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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