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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季反传统倾向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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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朝野曾有一场保国与保教之争，然士人所说的“教”
到底是中国传统中“政教”
相连的“教”
还是西方意义的宗教？或兼而有之？这是争论者一开始就未能陈述清楚的，后来的许多争论其实也因概念的不清晰而起。
可以肯定的是，“教”
字的拈出本身即受西潮冲击的影响，其在当时的概念也已部分西化。
其实“政教”
之“教”
与今人所谓“文化”
意思相通，正是近代中国士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从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学、教、国粹、文明、文化、孔家店、传统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近义词甚至同义词，表述方式虽不断转换，实际关怀和思路却一以贯之，其中一个明显的倾向是这些称谓被提及皆日渐偏于负面的含义。
[1]
部分或因近代西方“国家“观念的引入，清季士人非常重视学或教与国家的关系，那时不少人认为两者是互补的，即邓实所谓“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
。
[2]故学亡则国亡，国亡而学亦难保，保国与保教几乎是一个钱币的两面，缺一不可。
康有为提倡保教最力，然其弟子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教”
与“国”
的不同在于“国必恃人力以保之，教则不然。
教者也，保人而非保于人者也”
。
故他主张以后“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
。
[3]这话说得十分有力。
如果教需人保，则其价值何在？康有为提出保教，实已暗示他要保的教并无竞争力；而中国在近代国家实体竞争中的屡次失败，似乎进一步证明此“教”
既不能保人也不能保国。
前引陈训慈所谓“因吾国现时之不竞，忽忘其过去之事迹”
的现象，颇适用于相当一部分人中国士人，他们正是以近代“国家”
之“不竞”
而归咎于整体的传统文化不能救亡竞存。
梁启超以后，从吴稚晖到新文化运动诸人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国传统的“教”
已不适应新的时代，其既不能保人，也不能自保。
清季和民初在思想、学术和社会等文化层面的传承还需要更加深入的探索，但两时段之间仍有不少明显的差异，政治鼎革的巨变外，民国别于清代的一个倾向性的变化即是最终形成了从负面解读传统的取向。
把传统“讲坏”
[4]的倾向从清季起便存在，但清季人如此大致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民初人则基本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复兴而有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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