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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空参照物。
循此思路，民初士人认知中现代与传统、国家民族与文化学术总呈对立的一面，而其基础恰是清季已出现的“教”
既不能保人也不能保国的观念。
鲁迅引用他“一位朋友”
的话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他强调，“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
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
[4]这里原本的意思，如果“国粹能保存我们”
，也是不必反对而且可以接受的；但后来的发展却是先认定既是“国粹”
便“不能保存我们”
，且有碍于“保存我们”
，故必全面彻底打倒推翻。
有意思的是，反传统者或那些希望传统中断者却又最能看见传统的存在及其力量，他们确实感知到“传统”
或“历史”
的沉重压力，必打倒而后中国可新生。
这看上去矛盾之处正是理解时人心态的关键，应仔细分析。
一方面，传统的压力在很多时候具有相当程度的虚悬想象（imaginary）意味；[5]但至少对新文化人来说，他们认知中来自传统的压力，却又是相当“实在”
的。
杜亚泉在1915年说，“辛亥之革命，即戊戌以来极端守旧思想之反动；近日之复古，亦辛亥以后极端革新思想之反响也。”
[6]袁世凯任总统后，社会上确可见明显的复旧倾向。
[7]陈独秀就把当时旧派试图立孔教为国教的努力看作一种进攻性的压力，他提倡伦理道德革命正是对此的反应。
[8]稍后《国民公报》一篇署名“毋忘”
的文章说，“民国三四年的时候，复古主义披靡一世。
什么忠孝节义、什么八德的建议案，连篇累牍的披露出来，到后来便有帝制的结果。
可见这种顽旧的思想，与恶浊的政治，往往相因而至。”
[9]
梁启超后来总结新文化运动说，时人因辛亥鼎革后“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
。
想象的传统压力和时人认知中传统的整体性导致话语权势的争夺也成整体性的，不仅要主动进攻，而且明知对方未必错也不能有丝毫示弱，以避免一退就全输。
梁启超注意到那时“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
。
[10]而鲁迅即以易卜生这一新权威所说的“All”
（他自己的翻译是“全部，或全无”
）一语，相当形象地表述了时人认知中现代与传统、世界与中国的整体性对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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