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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辩护也是许多比较教育研究活动的目的。
假定在某一时期教育决策人员与社会其他人士就教育的一些问题已达成共识，一旦决策人员做出某项新的决策，那么这种共识就被破坏了。
这时，决策者与大众之间就需要经过互动，达成新的共识。
决策者必须从理论或实践上对其决策行为进行解释。
显然，通过比较教育这个途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个目标。
然而，此时由于比较研究的“结论”
已定，故研究人员往往努力寻求能证实“结论”
的信息，而忽视与现有立场相矛盾的信息。
因此，如果过分强调比较教育的这一功能，将会严重阻碍比较教育的健康发展。
在政策辩护研究中，比较教育家成为教育决策者的附庸。
实际上，比较教育家还可以作为独立于决策阶层和公众的社会力量，在政策批评和鉴别方面发挥作用。
这是教育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重要一环。
比较教育有助于国际理解和友好合作。
世界各国许多大学的教育学院开设了比较教育课程，其目的之一是培训师资。
这种制度是比较教育赖以发展的重要保障。
传统上人们深信比较教育课程在教师培训中的作用。
教师担负着培养下一代的重要使命，教师的世界观将影响学生的言行。
比较教育有助于消除民族中心主义，减少文化偏见，加深国际理解，从而有助于世界和平。
在比较教育史上，康德尔和乌里希特别强调这种国际主义。
乌里希指出：“不仅应该从具有特定历史、疆域和竞争的民族文化来思考自己，而且还应该从世界各国的传统来思考自己，这样就会使人类摆脱狭隘的观念和自我孤立，从而达到那些由于人类无止境的努力而产生的伟大而深刻的思想。”
[33]尽管许多比较教育工作者仍然把国际合作和理解看作比较教育的目的，但他们认为这种合作与理解是通过跨国研究而得到的意外收获。
事实上，有时情况应当颠倒过来，即在收集各国资料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就需要这种合作与理解。
第四节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
在各门教育分支学科中，并不一定每门都要有专门研究所用的方法。
因为各种教育研究方法，只要跟所要研究的问题相关，就可以应用。
然而，由于跨国、跨文化研究的特殊性，比较的方法论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汉斯（N.Hans）认为：“建立比较的方法论是比较教育学家的特定任务。
这样做，部分是为了促进这一过程，部分是为了避免滥用概括和任意借鉴。”
[34]许多比较教育名家从正面规定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
澳大利亚比较教育家特雷舍韦（A.R.Trethewey）则从反面，在他的《比较教育导论》（IntroduparativeEdu）一书中，专列一章论述比较教育研究中易犯的错误。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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