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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费尔巴哈的“总问题”
与马克思的思想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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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本体论立场的转变过程中，费尔巴哈所产生的——一度是决定性的——影响，是非常确凿和清晰可见的。
费尔巴哈由感性对象性原理而达成的关于“现实的人”
的本体论思想，在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作品中，得到了明确的响应和坚决的贯彻，从而彻底取代了《博士论文》把人的自我意识理解为最高神性的本体论立场。
这意味着马克思在哲学上进入到“费尔巴哈的总问题”
之中。
如果说马克思这一本体论上的改弦更张在《德法年鉴》时期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那么，这个决定性转折的思想准备则酝酿于《莱茵报》时期，并特别地取决于这一时期的两大思想史事件，即（1）与“自由人”
的决裂；（2）令人苦恼的“物质利益”
问题。
一、与“自由人”
的决裂
1842年1月，马克思以他的卓越驳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开始了政治活动生涯。
大体说来，以此作为开端，马克思由哲学批判转向社会政治批判，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马克思已经被一种远比哲学更强烈的兴趣吸引住了，自从他写了评书报检査令的文章以后，他就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而不再到《轶文集》上去纺他那哲学的线了。”
[1]然而尽管如此，我们更感兴趣、同时对于我们的主题来说更重要的，仍然是这种社会政治批判的哲学立场，特别是这种哲学立场的本体论基础。
毫无疑问，《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政论是依照18世纪的启蒙精神来撰写的。
但是，如果以此为根据而断言，马克思当时只是康德—费希特派，那么，这个断言就是不完整的，在哲学上尤其片面。
只要仔细考察一下马克思这一时期的论文，就不难发现，黑格尔的“因素”
决不是在削弱，相反倒是在加强。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开展的社会政治批判，至少在哲学立场上，是此前的批判原则（主要体现在“自我意识”
概念中）和现实性要求（主要体现在特殊地保持黑格尔的“思有同一”
原则）之合乎逻辑的发展。
梅林认为，“马克思用来捍卫出版自由的剑，比他以前和以后的任何政论家的都更为光彩夺目和锋利。
……黑格尔曾谈到‘一个坏报纸的可怜的、败坏一切的主观性’，而马克思则回到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在《莱茵报》上论证了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
但是他在返回这个问题时，他的政治和社会眼界已经为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所打开而大大地丰富了”
[2]。
换句话说，即使康德—费希特哲学更加契合于法国革命，即使黑格尔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同启蒙精神不相吻合，但是，《博士论文》中业已存留下来的黑格尔哲学的现实性要求，却仍然是马克思《莱茵报》政论的一个极端重要的方面。
因此不消说，这种批判的启蒙精神与具体现实性的要求之结合，在社会政治批判的领域中，使得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与鲍威尔的隐蔽的差别大大地发展起来，并且正是由于这种发展，很快地引导了马克思同“自由人”
的公开决裂。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谈论较多的是“精神”
和“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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