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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西美尔认为,在产品本质上完全属于一个具体生产者的劳作的典型情况中,该产品主要体现着生产者心灵的特征,产品中的客观性因素绝不会大幅度地超出这种主观性因素。
但是高度的专业化打破这种格局,使产品的存在彻底脱离工人生存的个性形式,产品的意义“不是来自生产者的心灵……不是创造性心灵的反映,而只能在远离主体的客观成就中找到”
[47]。
这个成就对创造该成就的生产者没有回报。
西美尔特别强调:“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产品是这样一种客体:具有明确无疑的自主性,具有自身运动规律和一种生产它的主体也相当陌生的特征,对这一事实最强有力的说明就是,工人想拥有他自己生产的产品就不得不购买。”
[48]这个分析明显受到马克思观点的影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创造的使用价值是为别人生产的,工人自己需要的是他劳动力的交换价值。
[49]
(2)劳动资料的客观化。
在现代社会的分工体系中,获取和配置生产资料完全是资本家的职能,于是生产资料对工人来说具有了一种客观性,完全不同于那些使用自己工具和资料进行生产的往昔劳动者。
西美尔认为,往昔劳动者用来工作的工具与其自身个性发展之间保持着有机联系,没有分化的工具是劳动者身体的一种延续,如今这种情况只在艺术家的劳动中还残存着。
而在现代分工和机器生产的条件下,工具上升为纯粹的客体范畴,它和劳动者个性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对立的,机器决定了专业化生产的高度复杂性,根本不允许劳动者自己的个性渗透其中,而只是一个客观劳动过程的实施者。
他建议将现代制鞋厂的工人与传统为顾客作来料加工的鞋匠进行比较,便可看到:“工具的专门化在多大程度上使个人技艺的有效性陷于瘫痪,使客体和主体作成为根本对立的东西背道而驰。”
[50]这种情况西美尔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化使主客观的劳动条件根本地分开”
[51]。
这也就是马克思以更深刻方式指认过的劳动的物质条件与活劳动能力的绝对分离:“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也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
[52]
(3)劳动本身的客观化。
西美尔对于这个过程的描述,完全借助于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本身变成了商品。
他指出,随着劳动分工瓦解传统生产方式,劳动者“就以市场价把劳动提供给另一个人,在劳动离开了其根源的那一瞬间,工人就与他的劳动分离了。
劳动现在和所有其他商品享有同样的特性、估价方式和命运,这一事实表明:劳动相对于劳动者变成了某种客观的东西……只有劳动的货币等价物才属于劳动者,劳动本身归属别人”
[53]。
西美尔准确地描述了这种劳动客观化造成的感觉体验: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再也看不到自己,他的劳动只提供一种和他个性心灵毫无类似之处的非常片面的形式,根本不顾“个性的统一整体”
[54]。
按西美尔的思路,作为异化的客观化是由劳动分工带来的一个后果,而劳动分工本身则是货币经济的后果,因为“自结束奴隶劳动以来,分工只有在给工人偿付货币的条件下才能产生”
。
这是因为,当生产过程被分解为许多部门的合作操作,就需要一个绝对可靠的媒介来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任何自然的补偿形式都不能像货币偿付那样简单和精确,因为金钱关系具有纯粹客观和非个性化的特点,只有它才能应付高度分工体系中的复杂关系。
而反过来看,随着生产越来越专业化,使货币取得强大权力的那种原因也得到空前强化:“因为经济交易的性质始终是:一个人交出另一个人想要的东西,只要后者也给前者想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只能是金钱。
西美尔指出这是双向的强化过程:由分工带来的产品和欲望的多样化,导致货币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而货币关系的成熟发展,又给更高程度的分工和专业化铺平了道路。
西美尔最后指出,货币经济就是这样通过劳动分工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客观化生活风格:“我描述过的专门化的情况,通过自己与货币经济的相互作用与货币经济构成了一个完全历史的统一体,这只不过是两种文化价值固有本质的综合的一种逐步深化。”
现代生活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客观,包围我们的事物变得越来越没有个性,这完全出于货币经济特有的一个原因:这些东西的起源与个性无关,却又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替代物。
“货币使我们越来越无需直接接触事物,同时货币又使我们极为容易地统辖事物,从中选取我们所需。”
[55]
(四)马克思对现代文化体验的批判
西美尔对异化、分工和货币经济的分析相当出色,伽达默尔称其具有“地震仪般的精确性”
[56]。
但许多学者认为,西美尔的分析有一个严重缺陷,就是缺乏马克思那种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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